中国

专访慕容雪村(4)：谈中国文学与中国的前途

2918年1月31日，以“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为办店宗旨的独立书店、上海季风书园不堪当局持续干预压力，被迫关门。图为北京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就该书店被迫关门事件及中共加紧审查文化作品的社会影响发表看法。（资料照）

华盛顿 — 

有评论者指出，当今中国在当今世界之所以令人瞩目，成为被广泛报道和议论的对象，一方面是因为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动向和动作对全世界会产生无法避免的好的或坏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就好像是一个社会科学的巨大试验室，公众和学者通过观察和分析中国，可以测试很多先前只是理论上的东西，比如当局对社会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控制及其后果是什么，等等。中国正在进行的试验会有什么结果？中国作家慕容雪村从中国文学和中国的前途的角度探索了这个问题。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袖习近平在2012年上台，随着以习近为首的中共当局对中国社会的控制步步提升，不断突破历史的记录，社会科学研究者对中国的兴趣也不断提升。中共当局对社会控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中国人的表达自由、其中包括对网络舆论和网络文学表达的控制。而这种控制也跟中国的前途密切相关。

中国作家慕容雪村多年来积极参与中国的网络舆论和网络文学表达。他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对中国的网络文学及其前途和中国的前途问题展示了他的认真思考。

以下是慕容雪村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四部分。慕容雪村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如何看中国纸媒作家鲜少成功转入网络文学

金哲问：在以前的纸媒体时代，哪个作家好，哪个作家不好，那全凭着所谓的批评家或者是官方说一声好，说一声不好，死无对证。但来了网络文学之后，哪个作家受欢迎，哪个作家读者多，一目了然。那么，随着中国的网络文学兴起，尤其是收费网络文学兴起，尽管像你说的，中国的文学创作水平还很低，但是中国的人口基数非常大，写手的基数也非常大，所以他们的创作的东西也像山洪暴发，火山喷涌，吸引了很多的读者。一些纸媒作家也忍耐不住，也通过网络来发表东西。但是结果很惨，好像是没有纸媒作家能从纸媒成功地转向网络的。你对于这种现象要怎么评论？

独立作家慕容雪村 （慕容雪村推特图片）

慕容雪村答：不要说那些我的前辈作家，就是我这样的作家，去网络上也很难跟他们（这些高产、超高产的网络写手）竞争，因为写作方式不一样。在网络上发表收费连载，就是读者来付费来读的那种小说基本上有个要求，叫每日基本上要三更，就是每天更新三次，基本上每次更新大概3000字左右，每天写9000到1万字。你如果低于这个频率，你的订阅量、阅读数就可能大幅下降。

每天写1万字，这真不是常人能够实现的。

问：还真是有几个人做到了，不是吗？

答：对呀，像（著名网络写手）唐家三少。他据说创造创造了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每天差不多1万字，写了十年。但如果你仔细看网络上发表的这些快速写作的作品，每天1万字写作的作品，你会发现确实也存在一个质量问题，这就是，有些人物写着写着突然就没有了。或者，写着写着突然人物设定就完全不一样了，情节很多时候都完全重复的。

有很多小说是那种网络游戏模式。有很多网络游戏的模式是一样的，就是打怪，打怪，打怪。很多网上连载小说，你发现前第50章跟第100章情节只是改了一下名字。有很多就是这样改换一下名字，改换一下场景，其他几乎是如出一辙。这样的事情其实特别多。

我想，这可能也是这样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所催生出来的一种文体。但对我这样的作者来讲，我可能觉得其实就算我有那个体力，有那个精力，我也不会就做这样的写作者。

文禁越来越严，写手出路何在

问：中国网络言论的审查越来越严密，以至于那些通常对中国网络禁忌词非常熟悉的网络写手现在也感到晕头转向。我的意思是，他们面对被删节的、被变成了叉叉或者空白的那些表达方式，他们也猜不出来了，而他们本来是这方面的专家。那么，面对中国的文学语言或者书面语言被网络审查搞得支离破碎的这种情况，你认为中国现在的写手出路或对策在哪？

答：我发现有一个规律是，一个国家在丧失信心之后，可能它各个行业都开始走向萧条和凋敝。文学也是。像斯蒂芬·茨威格这样的作家曾经论述过，这种严厉的思想控制跟出版审查所造成的伤害对一个国家来讲，对一个地区来讲不是暂时的，不是一时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效应。

所以，我认为我们看未来的中国文学创作，无论是发表在网上的，还是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或者出版社出版的可能都不可避免地迎来一个萧条期。

当然，这种状况也并不罕见，或者说并不独特。我们知道我们经历过这样的萧条期，在文革期间只有8个样板戏，几乎没有什么作品能够出版，几乎没有什么电影能够上映。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这样的时刻。但是很可能要再经历一次。

在可见的将来，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权将会想尽办法降低人们的创作热情跟创作的欲望。比如说在出版行业，每年出版的新书数量也是受控。大概在两三年前我就听说，有一年就有明确的规定，原来每一年发50万个新书的书号，第2年变成40万个。这是有意识的。这个缩减量是很惊人的。因为对一个处于经济还在上升期的国家来讲，有大量的书需要出版。但这个政权会有意识控制出版物的数量。

渴望自由是难以禁绝的人类天性

问：这相当于出版业界的计划生育，不让你出生，是吗？

答：是。那么，在网络上这种审查，除了这种意识形态原因以外，你可能看到更大的意图是降低人们创作的热情和欲望。因为创作这个事情总关乎到自由的思想。一个人有自由的思想，难免就会有自由的需求，难免就会发出自由的声音来。这是政府最不想看到的。

我常常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的一个片段。那个囚犯安迪跑到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歌剧《费加罗的婚礼》那一段非常美妙唱腔，所有的囚犯都听呆了。那个监狱长就命令狱卒们冲过去，然后把这个安迪抓出来还关禁闭。

我常常想，那个监狱长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肖申克监狱这样的地方，不允许你听到这些美好的东西。因为这些美好的东西总是思维的结晶，思考的结晶，是自由思想的体现。所以，在这种只有纪律的地方，不允许你接触这些。

我认为中国未来即将变成一个，或者说已经变成了一个肖申克监狱那样的地方。所以，它会禁绝一切跟思想有关的产品。

2000年代初与今日中国差异巨大

问：你原先是学法律的，后来成为关注社会和政治话题的作家。回顾你的创作生涯，你觉得你在2000年代初对中国的状况和未来跟今天的看法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

答：这个问题我跟朋友们在饭局中的交流时也常常谈到。我想一个很关键的词，就叫信心。

在2000年，甚至一直到2012年前后，我觉得中国社会总体上还是对未来抱有信心，认为虽然环境很残酷，虽然也有收容审查这些不人道的控制措施，但大体上中国社会还能看到一点希望，人跟人之间交流还有点空间。在社交媒体上也好，在网络上，还有一点点言论自由，虽然也不断的有政治犯入狱，但是多多少少每个人都感觉有点希望。

从2013年之后到现在，大约十年间，我认为中国社会渐渐丧失了这个希望。到现在为止，我跟我的朋友们交流也好，听看在社交媒体上那些工人、白领们的发言也好，我发现最缺少的东西就是希望。大家越来越没希望了，对于未来都普遍抱着一个悲观的念头，让我想起来差不多就像一个泰坦尼克，已经撞上冰山了，船慢慢地下沉，但是还没有完全沉到冰冷的水里。

大概是这么一个状况。

在最近，许多的中产阶级朋友们都在谈论移民的问题，包括那些原来发誓说不移民的现在也开始说，现在该开始考虑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在这片土地上希望越来越少，信心指数也越来越低了。我想这可能是谈论中国社会一个最重要的话题。

当然，这种丧失希望可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可能这个渐渐丧失希望的过程也可能会产生变革的动力。

中国何时能云开雾散重见晴天

问：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和政治话题的作家，你在中国大陆的发声渠道被全面封杀了。你认为要过多久你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发声？或者说，你认为中国需要发生什么变化你才能恢复发声的权利？你是否认为在你有生之年能看到那种变化？

答：就是在我离开中国之前，也就是在去年吧，在北京有过一次比较大的饭局。我跟几个朋友们讨论了同样的问题，这就是，我们能不能看到那一天？

一位我很尊敬的法学教授，他就坚持认为一定能看得到。当然，他也承认他这个信心并不是经过论证的，但他只是说，雪村，你要相信中国人不会一直那么倒霉，我们有天命在。

在这里其实我也想说，我也抱着这种未经推敲的信心。我也认为，在我有生之年，我一定会看到那一天，看到漫漫的长夜终于过去，终于迎来大地回春百花齐放的那一天。那一天也就是邪恶的不人道的统治终结之时。

但是要怎样才能终结？可能我们还需要等待，等待一个时机成熟的那一刻。在那一刻，可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就像（俄罗斯1991年）8·19事件中的莫斯科市民一样，勇敢地走上街头，面对坦克，面对枪口，大声的喊出他们的自由的呼唤。

也许那一天到来了，也许那一天我们这些人就可以回到我们的故乡，参与我们故乡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