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月29日下午，抵达延安。我曾在“文革”大串连期间来过延安，那时的延安跟现在大不相同，跟40年代的延安却差别不大。我们乘敞篷卡车从西安出发，一路尘土飞扬，乌烟瘴气，举目所见，一片黄色，可谓名副其实的黄土高坡。
第一次见到要饭的，就是1966年在延安。当时，我们在一家小餐馆吃饭，满脸污垢的乞丐一声不响地靠近饭桌，然后把一只脏碗放到桌上，两眼直愣愣地看着我们，样子十分可怕。我这才知道，在咱社会主义中国，还有要饭的。我们一向接受的教育是，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中国人去解救。
而现在，延安变的认不得了。昔日的荒山秃岭已基本被树木覆盖。一位老人告诉我，这是退耕还林的结果。他指着对面山坡说，以前那里就是他家农田，坡高地旱，产量不高。退耕还林后，国家每年都有补偿，且栽下的树仍归自己，因此农民植树造林的积极性很高。
座车从延安城穿过时，我一直在寻找宝塔山，竟然没有找到。宝塔山是延安的地标性景观，原本十分显眼，老远就可以看到。现在，高楼林立，树木遮眼，以致我第二次穿城而过时才发现宝塔山的所在。
司机老缪注意到，在延安，开“宝马”等高档车的人特多。一位当地司机说，延安有钱人不少，主要靠炒房和开矿致富，比如合伙投资钻井队等。他说，打油井，年底分红赚一两百万没问题。他本人就有四套公寓，三辆出租车，生活很潇洒。
然而，跟中国其它城市一样，延安同样摆脱不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的困扰。另外一位出租车司机过得就没有那么潇洒了，他说他根本买不起房，延安房价，在有些地段已经攀升到8000元一平米了。
行乞、讨饭的仍能看到，多为残疾人，有老人，也有孩子。甚至见到想跳楼的。消防员和警察在街上拉起警戒线，并把厚厚的气垫推到楼前，以防不测。当地人告诉我，发生这种事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在宝塔山遇到民歌手刘爱民。他靠游客点歌卖唱挣钱，点一支歌20元。问他怎么想起做红色文化生意，他说，他是文革中的延安插队知青，下乡四年，回城后进了企业。由于从小爱唱歌，参加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所以下岗后就发挥自己的特长，出来唱歌赚钱了。除了在宝塔山唱歌外，还接受单位和企业的邀请外出演唱。他说，他赚钱不多，一个月平均二、三千元钱，将就过日子。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学毕业后至今未找到工作，另一个仍在上大学，一年学费加生活费需要一万元，负担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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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机老缪信佛。他发现延安附近看不到寺庙，并怀疑这是中共“革命圣地”的一种普遍现像。作为江西司机，他曾多次去井岗山，他说井岗山也是这样。为此，还特地请教过当地导游。一位导游告诉他，井岗山方圆100里没有寺庙，因为当地百姓都把毛主席当神来供。
此行一路走来，常在毛泽东旧居里看到观众置放的香烟和钱。一位在延安毛旧居旁出售纪念品的商贩说，大年三十，会有官员到旧居前磕头上香，并供上红烧肉、饺子等食品。他的店铺里，有一个据说是毛主席当年用过的石头水缸。现在，水缸里有一座毛泽东铜像。他说，他就是用观众扔在缸里的钱，请人做的这尊雕像。
我们看到，在店里出售的一个毛泽东坐像上，参观者置放了一堆香烟，还给毛手里插了一根。有两座毛泽东挥手的雕塑，每只手上也都举着一根香烟。店主讲了一个当地传说。他说，毛也迷信，他在延安时化名李德胜，谐音为“离德胜”，所以毛离开后就再也没回过延安。因为，离开了才能得胜嘛。
文革中，个人崇拜甚嚣尘上，早请示、晚汇报、天天读、忠字舞等大行其道。文革后，个人迷信被破除，毛泽东也被请下了神坛。可是在今天的“革命圣地”，毛泽东依然端坐神坛之上，接受着人们的顶礼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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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名销售毛主席像章和塑像的商贩说，今年的参观者比去年少了很多，可能是上海世博会把人吸引去了。她的这个说法，跟我们在井岗山听一位导游说的如出一辙。据中国媒体报道，上海官员高兴地宣布，世博会开幕仅一个来月，参观总人数就破一千万。预计，在半年展期内，将有七千万人前往参观。如此看来，中国其它景区游客减少并不足怪，红色景点受到波及也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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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观延安革命纪念馆，看到黄炎培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颇为发人深省。1945年7月初，黄炎培等人到延安参观。毛问黄有何感想。黄看到这里一片蓬勃景象，表示赞扬。但同时又说，他一生曾耳闻目睹不少团体和朝代创业之始，雄心勃勃，艰苦奋斗，待到成功之后就逐渐松懈腐化。他希望中共找出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怠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此次“长征行”采访中，不少民众批评官员腐败堕落、胡作非为、侵犯群众利益。看来，毛的这番话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