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空军近日宣布启动一项新的重组计划，通过优化和变革其组织、训练、备战和武器发展的方式，使空军更快、更敏捷、更具杀伤力，从而威慑并在必要时击败中国。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说，“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我们将改革空军，并将其直接指向最具挑战性的威胁。”
美国空军参谋长大卫·奥尔文(David Allvin) 2月底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活动上表示，空军必须能够在印太地区更具对抗性的环境(contested environment)中运作，更灵活地部署力量，同时能够与联合部队结合，以发挥最大的作战效果。
“我们需要能够以敏捷的方式在战区内移动，为了生存而分散，为了战斗效果而聚合, 这是一种不同的作战方式……这实际上是使空军的机构适应更快节奏、转瞬变化的环境。”他说，“当你处在一个21世纪的动态环境中时，你不能以20世纪的官僚节奏运转。”
从反恐战争到大国竞争, 美国空军作出巨大转向
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的20多年里，美国空军一直把重点放在反恐战争上，忽视了应对中国军力挑衅和为⼤国冲突做好准备。奥尔文表示，美国空军过去的作战模式通常假设可以连续数天或数周享有空优权，“能够不受对抗地进入中东基地以及部署任何规模的部队。”
但是目前大国竞争时代的战略环境发生了自冷战后前所未有的巨变。奥尔文指出，中国有着巨大野心和飞速进步的科技，比如计算能力的飙升，网络和太空能力等日益成为其国防重要领域，以及自身陷入不断恶化的财政压力。
“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威胁，但是美国空军需要针对最紧迫的威胁，针对可能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生活方式产生更多生存性影响的威胁进行优化。”
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的国防项目兼职高级研究员詹妮弗·麦卡德尔(Jennifer Mcardle)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战争方式历来建立在能够投射力量并且从庇护所作战，向对手施加压倒性的技术优势之上。“但在太平洋战争中，中国的战略和能力很大程度上可能使这种战争方式失效。”她说。
美国空军2月12日公布的二十四项重新优化的举措，分为人才培养(Develop People)、战力生成(Generate Readiness)、力量投送(Project Power)和能力开发(Develop Capabilities)四个方面。
在人才培养方面，美国空军计划成立“空军人员发展司令部”(Airman Development Command)，为人员提供以任务为导向(mission-focused)的发展与培养路径；增加对空军学院、军官训练学校和后备军官训练团的资源投入，培养能够适应大国竞争作战需求的新型指挥官；在网络信息技术等新兴作战领域，将重新设置准尉军衔(warrant officers)等等。
在战斗力生成方面，美空军空战司令部(Air Combat Command)的核心任务重新确定为确保部队人员时刻处于战备状态；加强组织大规模演习和专项训练；不定期开展战备突击检查及评估；重组与航空备件和武器系统相关的关键流程，以数据驱动和风险通报的方式改善武器系统健康状况；实施太空军战备状态标准等等。
在力量投送方面，美空军将打破以往由单一机种组建联队的传统模式，把作战联队重组为随时准备执行任务的行动单位(Units of Action)，并依据战备状态将其分为可部署(Deployable Combat Wings)、驻地待命(In-Place Combat Wings)和作战生成(Combat Generation Wings)三个类别；建立作战联队(Combat Wings)和基地指挥部(Base Command)之间的关系，前者将专注于任务级战备，后者专注于支持战斗联队并在竞争、危机和冲突中运营基地；空军网络司令部(AFCYBER)将提升为独立的军种司令部；将太空军作战中队(Space Force Combat Squadrons)正式确定为行动单位，完成太空军其余服务部件的激活等等。
在能力开发方面，建立综合能力司令部(Integrated Capabilities Command)，制定有竞争力的作战概念、综合需求和优先现代化计划，与部队设计保持一致；成立竞争活动办公室来监督和协调敏感活动；创建空军部综合能力办公室，领导能力开发和资源优先排序；在空军装备司令部(AFMC)内创建一个新的信息优势系统中心(Air Dominance Systems Center)，以加强对指挥、控制、通信和战斗管理，网络和电子战，信息系统和企业数字基础设施的关注；将核武器中心扩大为空军装备司令部内的空军核系统中心(Air Force Nuclear Systems Center)，设立二星级将军作为洲际弹道导弹项目执行官；创建太空未来司令部(Space Futures Command)，负责开发和验证概念、进行实验和兵棋推演等等。
美空军改革突出作战人员和战斗力迅速转化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麦卡德尔指出，从中东转向中国的战略转向，要求美国军方开发新的、富有创造力的作战构想，同时通过新的严格训练体系投资于最宝贵的资产—美国军人。“空军部门的改革，部分着重于实验和训练，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麦卡德尔建议，美国空军在训练制度改革上可借鉴以前的多能型空军人员计划(multi-capable airman program)；扩大作战测试(Operational Test)和训练基础设施，使空军能够在兵棋推演、测试和实验之间更加无缝衔接，增强联合和联盟部队之间的互操作性。
“美国空军计划更多地关注大规模演习，特别是在太平洋地区，这是一个积极的进展，既可以达到训练和实验目的，同时也向潜在对手表明美国的能力和决心，增强威慑力。”她说。
美国内华达州，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举行的一年一度的"红旗"军事演习中，一名飞行员坐在一架F-16战隼战斗机上准备起飞。(2024年1月23日)
今年1月，美英澳三国的“红旗24-1”(Red Flag)军演模拟协同作战和空中进攻等内容，参演兵力包括约2000名作战人员，以及F-22“猛禽”、B-2“幽灵”和“台风”等100余架战机；随后开展的“竹鹰 24-1”(Bamboo Eagle)演习在空对空和空对地作战之外，竹鹰还增加了太平洋战区的反舰、后勤等元素。
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The Mitchell Institute for Aerospace Studies)未来概念和能力评估主任、美国空军退役上校马克·甘辛格(Mark Gunzinger)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空军亟需要的组织变革在于，简化将新技术和武器系统迅速转化为作战人员能力的流程。
甘辛格认为，成立综合能力司令部有助于帮助确定空军各大一级指挥部(Major Commands)的需求优先级，而不是按照目前的决策流程，让许多决策最终都落在空军总司令部(Headquarters Air Force)。
“空军的未来需求必须由作战人员负责确定，而不是五角大楼的工作人员和预算编制者。澄清空军的行动单位—奥尔文将军讨论的三种作战联队—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这将有助于提高空军的训练效果，能够像作战一样训练，而不是在每次危机开始时仍依赖于临时组织。”他说。
前美国空军副参谋长、退役中将大卫·德普图拉(David Deptula)也在《福布斯》发文指出，成立新的综合能力司令部也许是最重要的变革措施，有助于确保整个空军能力发展的连续性和一致性。
“这与当前的能力开发流程不同，目前的流程主要跨多个司令部，每个司令部都有不同的任务目标，不一定满足更⼤的空军企业需求。与秘书处的平行工作⼈员部门相匹配--综合能力办公室将确保部门级监督和主要发展工作的连续性。”
解放军旨在西太平洋击败美国
美国空军部长弗兰克·肯德尔(Frank Kendall) 12日在美国空军与太空军协会(Air & Space Forces Association，AFA)的“战争研讨会”上强调，“我要提及美国所面临的最步步紧逼的挑战，中国，中国， 中国。”
“我们没时间了。我们没时间了。我们没时间了。为什么我这么说？我并不喜欢听起来像破唱片。这是因为至少二十年多来，中国一直在建设一支旨在威慑和击败美国的军队，如果美国干预西太平洋。”
肯德尔说：“有些人有机会听到今天早些时候的机密威胁简报。我不需要向你解释为什么时间是我最重要的忧虑。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威慑和综合威慑目前正在发挥作用。我们的盟友是宝贵的战略资产，只要齐心协力，就能应对任何挑战。”
美国情报界估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下令解放军在2027年前要具备武统台湾的能力。
资料照片：北京的中国军事博物馆内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巨幅电子屏幕前展示的军事装备模型。（2022年10月8日）
全球台湾研究所(GTI)客座研究员詹益庭(Eric Chan)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台海战争中，解放军对美国构成的最大挑战有两个：首先是“距离的压制”，“解放军的最大优势是他们将在家门口作战，易于获得补给线以及非常密集的防空支援”；第二是美国空军规模较小且年龄较老。
他表示，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美国空军此次的重新优化旨在实现两个目标：提高生存能力(survivability)和提高杀伤力(lethality)。
詹益庭说，提高生存能力是敏捷作战部署(Agile Combat Employment, ACE)的产物。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空军于2017年正式提出，以应对中俄等对手的导弹系统威胁，即减少一线前沿阵地部署，将主力部署在大机场以及分散的地点以提升空军战机的韧性和存活率。
“美国空军过去以一种旨在应对全球恐怖主义战争的力量生成和部署模式进行了敏捷作战部署。本轮重新优化则是从头开始建立了一个新模型，基于这样的新假设，即旧模型中假定的空中优势和轻松通讯将不复存在。”
其次，他表示，增加杀伤力要特别利用美国已有的武器和平台。“新模型旨在更快地产生更多的力量，指挥官即使在被切断与更高级别指挥和控制联系的情况下也要使用这些能力。”
詹益庭指出，如果美国空军的改革计划成功实施，主要成果在于美国空军将能够迅速应对解放军空军和火箭军的作战理念—“体系破击战”（system destruction warfare，即破坏和瘫痪敌人作战体系以及整个战争体系中的指管中枢、通信节点及要害目标）。
“解放军花费了几十年时间和数千亿美元来创建这一理念。可靠地应对这一挑战将是中共侵略（台湾）的主要威慑因素，甚至早于2030年代美国空军的新能力实现实战部署之前。”他说。
“史上最老最小”，美空军改革面临预算挑战
“虽然美国空军仍然是当今世上最强，但它同时也处于自身历史上最古老、规模最小和战备最差的状态。”德普图拉中将警告说。
成立近77年的美国空军曾在冷战时期达到能力巅峰，总共有4468架战斗机和331架轰炸机，其中大约八成战机都能执行任务。今天，美国只有大约2000架战斗机和140架轰炸机，约有十分之六适合作战。在与中国的战争中，美国空军只能发动1987年时期32%的战斗机和轰炸机。
相比之下，中国空军被美国国防部称为世界第三大空军，也是太平洋地区规模最大的空军。五角大楼发布的中国军力报告指出，中国拥有超过2250架作战飞机。中国正在快速推进诸如GJ-11、H-20等隐形攻击无人机和轰炸机。中国空中威胁的加剧还来自核三位一体，包括中国首架轰-6N（H-6N）具有空对空加油能力的战略轰炸机。
资料照片：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上，中国空军最先进的J-20隐形战机以四机编队飞行。（2022年11月8日）
曾担任美国国防部负责军队转型和资源配置的副助理部长的甘辛格指出，在台海冲突中，解放军除了借助地理优势可拥有更多战斗机每日出动次数，还将在中国沿海和海上防空和导弹防御掩护下行动。
“相比之下，美国空军缺乏足够的远程力量，无法在台湾海峡战场上的对抗性区域内投送决定性战斗力量。这包括远程空中优势和精确打击力量不足，这也是为什么肯德尔部长将其列入空军未来力量设计的七项‘作战要求’(operational imperative)。”
美国空军除了需要组织机构的优化，还需加强硬件资源配置。甘辛格建议，目前作战飞机库存太小、太老、战备能力不足，无法应对在印太地区与中国的战争，并同时满足其他全球作战需求。
“这是由于数十年来美国国防部出于减少国防预算的愿望而指导的军力削减，30多年来空军预算落后于海军和陆军，以及现代化计划的延迟和取消，比如提前终止B-2和F-22战机采购。因此，空军现在必须同时对几乎每一个主要能力进行现代化和更新，包括美国核三位一体的两个支柱—洲际弹道导弹和轰炸机部队。”
甘辛格担心, 由于国会划拨的预算不足，美国空军缺乏所需的资源来重建战斗能力，“这些能力差距也直接转化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结果—增加的战斗损失、延长的战役时间表以及可能不可逆转地影响国际秩序。”
涉及美国国防部的临时支出法案(Continuing Resolution)将于3月8日到期，如果5月1日之前美国国会仍未批准全年2024财年预算，美国政府将面临国防和非国防支出自动削减1%的危机。
“单靠重组是无法解决空军的军力容量和现代化短板的，还需要额外的资源。如果要跟上中国的步伐，美国空军的预算必须至少按照通胀率逐年增长5%以上。” 甘辛格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