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大家谈: 年终报道：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人权

时事大家谈: 年终回望：新冠疫情下的中国人权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表示，《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1966年通过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公约，被称为“两公约”。

这两个公约中国政府都签署了，但中国的立法机构也就是全国人大只通过了其中一个。

他说：“这（两）个公约在1990年代末，上个世纪末，中国都签署了，但是目前只在人大通过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另外一个《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没有通过。因为人大一旦通过，国际法必须内化。就是你必须按照这个公约的原则来重新修订你的法律。在中国一直是迟迟地不通过《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1996年以后联合国和世界其它的国际组织又制定了很多的国际人权条约、公约，中国自己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宣称中国已经签了、参加了二十七项国际人权条约。但是中国对实行这个条约做得怎么样呢？有目共睹。今天我们不要忘了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就是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十周年的日子，但刘晓波在2017年的7月13号惨死在监禁中。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中国不管你加入了多少人权公约，但是根本没有诚心去实践这些人权公约所要求的标准。刘晓波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此我想提醒大家。”

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中共从未真正把人权作为一种普世价值付诸实践，而中共所主张的“人权相对主义”是对人权普世性的否定。

他说：“可以看到人权已经深入到每一个角落，而且人权没有所谓的东方式人权，西方式人权。人权相对主义是一个非常坏的说法，所以我们要提防中共会打着人权的招牌来反人权，因为它会炮制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力量。有一本书叫《共产主义黑皮书》，讲过一句话：共产政府的所为已经超越了个人犯罪和特定目的的小规模的杀戮。而且为了巩固它的权力的掌控，他们将大规模地犯罪，变成一项完善的政府制度。所以即便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人权在2004年入宪，但是没有意义。第一，它的人权并不是真正的人权。第二，纸上谈兵，宪法如同剧本，因为中共从来都是不守法律的国家。好像卫生纸一样，爱用就用，不用就可以丢掉。”

“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指出，2020年中国政府对人权的践踏体现在其对新冠疫情的处理上。

他说：“第一个最大的人权侵害就是中国政府剥夺了全体人民的知情权。当疫情袭来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2月份、很早的时候，已经知道了疫情的严重性，但是至少掩盖了一个多月。而这一个多月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关键时期，把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不顾。我觉得这是最大人权侵害。在这个过程中为了政治维稳，进行了媒体审查，言论自由的钳制。在这其中有很多言论者及医护人员受到迫害，最著名的就是李文亮。在防疫过程中还实行了暴力隔离等非常残酷的手段。当然有些人可以为这个辩护说是为了防疫，但实际上这种比较严格的隔离手段实际上是不需要用暴力的办法的。很多人是在隔离以后死去根本没有人知道。我相信当中国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时候，这些事情都逐步地会揭露出来。另外因为防疫衍生出来一些新的政府工具，或者说把老的工具更加强化了。比如说隐私权的侵害，用数字跟踪、网络监控的办法可以任意地剥夺你的隐私权。因为在防疫的名义之下，这成为一个非常大难题。这种新的工具对整个社会的控制，对隐私权的侵害是不是会在疫情过后会长期化、会固化，这是人们所担心的。”

2020年中国对人权的迫害还体现在通过“港版国安法”，严重侵害香港的人权、公民自由和司法独立。

律师及政治评论员桑普表示，国安法规定了四大种不同的罪名，包括分裂、颠覆、恐怖、以及所谓的勾结。这基本上都是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可以被随意来解释。

他说：“你认定什么叫做违反国家安全的时候，按照47条，特区行政长官可以认定法院必须要跟行政长官的决定。换言之，从第47条来看，司法独立已经荡然无存。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全世界都适用。比方说阁下在美国去说了一句话，在美国跟美国人说而已，他是普世来适用的。即便你在香港以外、中国以外做的事情，只要他认为你妨碍国家安全，都按照港版国安法可以抓起来。更重要的是‘送中’条款。今天如果看到某一位法官判的不好，警察做的不够，他可以立即派国安机关的人来香港抓人，上去送审、拘押、逮捕、监禁，完全不能够被香港警方跟法院知会的。陪审团制度也可以被投到另外一边，可以由指定国安法审理的法官来审理。而且更重要的是两个重要条款，全个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去解释，而且更重要的是凌驾掉香港所有的法律，包括‘基本法’在内。因为是新法，优于旧法，而且凌驾掉香港的人权法案条例。这个本身就是保障香港的人权法案，这个都可以完全凌驾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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