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反送中运动演变成争民主、保自由的声势浩大的抗争，实为中共始料不及。习近平强势政权强调一国，弱化两制，不断蚕食香港自由和生活方式，终于导致港人反抗情绪大爆发，百万人大游行数度上演，暴力抗争遍地开花，并且和理非与勇武不割席，共同向中共强权说不。
林郑月娥一让再让，港府背后的北京是否真正认识到香港问题的复杂性？一国两制深陷困境，中共如何面对港独、台独等外溢效应的冲击和国际社会的压力？70年国庆大典受影响，香港会不会成为习近平的滑铁卢?
嘉宾：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教授叶耀元；香港资深媒体人纪硕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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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大家谈：一国两制深陷困境，香港或成习近平强权的拐点？
有分析认为，中国原本期待这次香港反送中运动会像5年前占领中环的雨伞运动那样，最后抗争运动无以为继，最终平息。这次反送中运动为什么如此声势浩大，并且面临港府和北京的种种分化瓦解，和理非与勇武抗争者始终没有出现明显的割席，致使运动向争民主、保自由，即五大诉求的纵深发展？
请同时参阅： 雨伞运动抗争持续 未来或不排除暴动纪硕鸣认为，这场运动让过去只讲利益的香港各个阶层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守护自由、自主这一互相之间所拥有的强大的共同利益。纪硕鸣说，“反修例”和“占中”的诉求不一样，“占中”主要是为了争取“双普选”，“反修例”更多的是希望能够保护自由。
此外他认为“反修例”没有主导者，完全靠网络发酵，抗议民众四处出击，并非像“占中”时集中于一点，而且两场运动的民意支持度不同。
纪硕鸣说，当前这场运动的民意支持度“远远超过”五年前“占中”运动的时候。纪硕鸣认为，北京如果想用同样的方式让民意逆转是难以平息当前事态的。
请同时参阅： 港学界预演占中落幕 警方武力清场拘五百纪硕鸣认为，香港原来虽没有民主，但有法治下的充分自由，此前争取民主得不到满足也就罢了，但很多香港民众现在感到原来享有的自由也要被夺走，于是就“奋起保家园”。
纪硕鸣表示，目前看上去似乎是“两制”的角力，但他认为这实质上是“一国”的冲突。他说，这里“一国”的冲突指的是“可否容下资本主义充分自由生活”的冲突，是改变和不被改变的较量，因此显得激烈而长久。
香港回归之初也发生过50万人上街游行的反23条立法运动，当时的北京体察民意，撤回立法，给香港带来十多年的和平稳定。为什么进入习近平执政时期，香港先有雨伞运动，后又出现现在的“反送中”，香港进入高度不稳定，甚至是动荡时期？
请同时参阅： 香港人要什么？ “自决”还是“港独”？叶耀元博士认为，其一是因为香港在回归之后，北京政府对香港的“涉入过深”，让一些香港民众对中国政府产生了“很大的反感”；其二是习近平的权力核心并不稳固，北京过去的政策让香港产生反动，叶耀元认为，对香港的一些人来说，当前是进行“类似‘港独’的革命” 的“最好的时机”；其三是因为香港当前出现的情况对中国大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过去相关的信息可能不会被传到大陆，但现在信息能够通过多种渠道被传递进入大陆。
叶耀元认为，北京或许害怕中国大陆会出现“模仿效应”，当前香港的情况与十多年前相比是“完全不同的”。
香港抗议者的黄雨伞和美国国旗
随着林郑月娥一让再让，港府推动，至少是北京支持的修例已经遭到彻底的失败。《纽约时报》一篇文章把中共的挫败归之于习近平“万能政权”的扩张与港人保卫自己的自由和生活方式之间的矛盾。
纪硕鸣认为，对峙不在于一方有多强大，而在于一方可以让对手多为难，让对手下不了手。纪硕鸣说，香港难能可贵的地方就是可以让强权为难。他认为这是香港特殊的国际地位和至今对中国的发展仍然有贡献所决定的，这就让北京“投鼠忌器”，强权也无力。
有分析认为，中共的挫败的实质是一国两制的失败，《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当年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50年不变的前提是，大陆经过50年改革开放，逐渐告别极权体制，逐步与正常社会接轨，而习近平执政以来，极权体制不断扩张，中国模式大行其道，最终导致陆港矛盾全面爆发。
叶耀元博士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共产党本身的核心目的就是维持其政权，有关共产党有意在改革开放之后在体制层面与西方社会接轨的说法是“过度的延伸”。他还认为，民主社会中有关自由、民主的概念会深化到人心，让人们对威权产生抗拒。
邓小平时代的“一国两制”和习近平时代的“一国两制”一样吗？
纪硕鸣认为，现在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体制内支持政府的群体，希望当局能够尽快出动解放军，尽快实施紧急法，把香港能够管起来。
还有一部分“激进的暴力者”也希望当局能够出兵，通过玉石俱焚的方式让“一国两制”破产。
纪硕鸣表示，当初邓小平的想法是，香港实施“一国两制”然后过渡到“双普选”，之后以这样的方式统一台湾，最终到了50年后，也就是2049年，中国大陆也有机会实行普选。
纪硕鸣认为，“一国两制”不仅仅是为香港、台湾量身订造，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方向。他认为，目前的“一国两制”和当初邓小平设计的“一国两制”有很大差异，已经“走样了”。
叶耀元也认为两个时代的“一国两制”有所不同。他认为邓小平时代的“一国两制”注重的是让实行不同制度的两方进行磨合，找到可以共同繁荣的方式，而他认为当前时代的“一国两制”似乎是想变为“一国一制”。
此外他还认为，从全世界的范围看，很难看到“一国两制”要如何成功，特别是在双方制度有很大差距的情况下。
这次香港抗争导致邓小平创立，中国自诩的“一国两制”陷入困境。“一国两制”在香港还有生命力吗？
纪硕鸣认为，绝大多数的香港人没有提出香港要独立，或者表达出“港独”倾向，只是希望有更多的自治权。他认为问题在于中央政府的管治权的边界在哪里，香港高度自治的边界又在哪里，这是有些模糊的。
他认为，如果双方都能回归到基本法，无论是所谓的23条还是“双普选”的问题都能够按照基本法来解决，“一国两制”还是能够“回到它的初心”。
他警告说，如果双方硬碰硬，不愿意对话，连当前的混乱局面都不能平息的话，“一国两制”可能就没有未来了。
香港一国两制陷入困境产生巨大的外溢效应，最明显的莫过于对台湾政治生态的影响。有观察人士说，如果中共处理不好，它失去的不仅仅是香港，而且也许会永远失去台湾。真是这样吗？
叶耀元认为，中共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大量失去台湾民众对于“一国两制”的支持了。他说，台湾本身就没有打算接受“一国两制”的想法。
请同时参阅： 一个在台港人眼中的“反送中”：港人在最后一搏外溢效应岂止是台湾，美国国会正在强力推动《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特朗普总统和彭斯副总统都表示要把香港问题与贸易战挂钩，而且英国和欧盟也都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香港问题的严重关切。
纪硕鸣认为，北京在香港问题上是顾及国际影响的。他认为北京不希望在美中贸易战激战正酣时被国际社会认为它置身其中，因此而影响到北京的国际形象。
他还补充说，北京极不愿意香港的乱局国际化。纪硕鸣认为，这项法案一旦通过，对香港和北京都会有“极大的压力”。
今年年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曾警告中共面临“灰犀牛”和“黑天鹅”等种种风险，并预言将会出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但是有分析认为，那时他绝对不会想到香港出这么大的事。香港是中共目前为止面临的最大一只“黑天鹅”吗？
叶耀元认为，香港是中共面临的第一只“黑天鹅”，但不见得是最大的“黑天鹅”。他表示，香港问题越得不到解决，北京的压力就越大。
面临种种压力和冲击，习近平如何应对？有人说他会学乖一些，认识到解决香港问题的复杂性，9月4日林郑月娥不顾前一天港澳办官员的严厉警告而宣布撤回修例，据说就是习近平的意思。也有人预测，习近平不仅仅会在香港问题上采取和缓手段，而且会在强权体制强势扩张，贸易战等问题上有所收敛。香港问题是否会成为习近平强权政治的一个拐点？
纪硕鸣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不认为如果当前港府给出的安抚措施不奏效，北京会继续采取和缓举措。纪硕鸣重申，中共本来就是用革命夺取政权，不会向暴力低头，强权政治“不是说拐就能拐的”。
也有人认为，退缩不是习近平的性格，他上个星期发表“伟大斗争”，包括对香港问题强调“斗争精神”的讲话就是明证。如何评价习近平？他会知难而退，还是继续勇往直前？
叶耀元表示，对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退缩是最大的问题，也是可能性很低的。但另外一方面，他质疑“勇往直前”也存在问题。他认为通过强力镇压导致香港的经济、法治被“打回原形”对中共不一定是好事。此外他还认为，当香港经济出现问题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的经济情况。
有分析认为，无论是哪一种情形，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丢分，并且在处理手段上出现紊乱和失误是十分明显的。这对于习近平党内集权，国家体制内扩大个人崇拜会带来何种影响？
纪硕鸣认为不会有“伤筋动骨”的影响。他认为习近平的执政地位仍是“相当稳固”的。
香港发生的这场运动会以何种方式收场？
纪硕鸣认为，下策是“破罐子破摔”，出兵镇压；中策是现在这样“耗着、拖着”；上策是按照基本法，各方严格遵照基本法解决问题。叶耀元认为出兵的可能性是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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