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首次会议上发表演讲，宣布“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不再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并以主要篇幅一一列举了美中两国可以在振兴全球经济、应对气候变化、遏制核武器扩散等等诸多方面密切合作，并称他所相信的未来是，中国会成为国际社会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一员，而“届时我们的国家将不仅是出于需要而且也是出于寻求机遇成为（中国的）合作的伙伴“。
短短两届政府之后，美中目前深陷几乎全面的竞争和对抗状态，中国被视为美国最严重的战略威胁。在历经了过去七八年的战略反思和大辩论之后，美国从政界、学界到舆论界等等有关中国政策的基调似乎已大致定型，人们看到的是，两国关系中竞争和对抗比比皆是、且愈演愈烈。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已是美国各界的广泛共识，竞争和对抗已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两国关系。
回顾奥巴马的讲话，人们很容易认为奥巴马视中国为合作伙伴的愿望过于天真，但是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一反这一看法，强调仅有竞争是不够的，美中必须合作，甚至需要中国取得某些成功，尤其是在新兴技术领域。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项目和战略计划主任斯科特·摩尔(Scott Moore)的《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可持续发展和技术如何重塑中国的崛起和世界的未来》一书与众不同地为“合作”这一概念赋予了新的含义，为重新审视中国崛起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令人们看到了一个或被严重忽略的战略思维误区。
新兴技术监管
《中国的下一步行动》一书封面
《中国的下一步行动》以相当的篇幅围绕基因编辑技术发出警告，指出与核武器不同，很多人都可以掌握的、高度普及的新兴技术构成了迥然不同的威胁，“基因编辑也许是最好的例子。在许多情况下，一场突变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实验室、一些工具和一点生物学知识。”
为了说明生物威胁对世界之可怕，摩尔将读者带到了2016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时任美国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珀在国会就美国面临的威胁发表年度简报。当时世界各地的新闻版面充斥了各种安全威胁的报道。就在几周前，朝鲜测试了核装置，俄罗斯违反军备控制协议开始部署巡航导弹。但令许多人惊讶的是，克拉珀在报告中却以大量时间和篇幅来描述一个截然不同的威胁：生物医学研究。克拉珀向国会提交的报告警告称，“由监管或道德标准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国家进行的基因组编辑研究可能会增加产生潜在有害生物制剂或产品的风险。”
克拉珀的警告可谓颇具先见之明，在他这一警告近两年后，中国科学家贺建奎将基因编辑技术用于人类生育，引起轩然大波。贺建奎事后被判刑罚款。
围绕基因编辑等先进技术的伦理问题显然是十分复杂而深刻，但摩尔说，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他描绘的可怕威胁是这些技术可能被武器化的风险稳步上升。 CRISPR（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等廉价、简单的基因编辑技术降低了生物医学研究的准入门槛，不但使世界上的何建奎们可以很容易跨过道德限制，也使政府、恐怖组织、和非国家行为者都可以非常简单地开发可怕的生物武器，增加了有害病毒或其他生物制剂意外释放的可能性。
《中国的下一步行动》说，这些似乎是导致世界末日的幽灵使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充分的理由与其他国家合作制定一套新规则，以限制潜在的新型和外来武器的发展——即使在美中生物技术领域竞争时也是如此。正如贺博士的一位同事在他的编辑婴儿事件之后宣称的那样，“一旦基因编辑的大门大开，人类就会完蛋。”
根据书中的提供的信息，实际上，中国研究人员多年来一直是国际生物伦理对话的热心参与者。2016年，一批中国主要研究人员曾参与了由美国国家科学院赞助的一个项目，以制定关于人类基因编辑的详细指南，其中包括“保持高道德标准”。但是，虽然这些标准和法规在美国普遍被视为具有约束力，但在中国却经常被忽视——包括贺建奎，他违反了中国禁止为生殖目的编辑基因的禁令。
摩尔给出的另一个例子是人工智能。
在这问题上，该书给人的感觉是，作者可谓是费尽了不少心血，有其自己的发现，而不是完全依赖新闻报道。
记者问摩尔，如果包括美中两国在内的世界主要大国不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合作，那么最可怕的后果可能是什么。他说，他不想耸人听闻，但是“可能是核战争”。
毫无疑问，与生物科学一样，人工智能也深深地涉及伦理、意识形态以及深远的经济和军事影响。该书以人工智能与最具破坏性的技术——核武器之间不断发展为例指出了一个核平衡或被打破的可怕的可能性。目前主要大国正处于将人工智能整合到核指挥和控制系统中，即可能将核武器从人类的直接控制中解放出来。大多数核大国依靠潜艇提供终极保险，也就是一旦遭核打击，则可以从无法探测到的海底平台发动核报复。但如果人工智能能够跟踪和发现潜艇，那么将导致整个核威慑逻辑的崩溃，危及世界自1945年以来所享有的脆弱核和平。
或许可能会令人略感宽慰的是，尽管美中在人工智能方面正在进行激烈的竞争，但有迹象表明，北京愿意在某些原则上与其他国家接轨。
2018年，中国重要的国际关系刊物《现代国际关系》上出现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这篇看似一部哲学论文的文章解释说，中国、美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在人工智能方面的竞争相当于一个很可能导致世界末日的“潘多拉盒子”。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文章继续指出，中国有基本义务为发展国际人工智能军备控制框架做出贡献。此外，中国媒体上也不时出现有关人工智能与战争风险的文章。
在另一方面，一些观察家也对中国在新兴技术的问题上看似伸出橄榄枝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怀疑这可能只是意在分散外界注意力或甚至是一个诡计，想让中国在某些落后的领域获得海外研究的机会。但是，摩尔指出，即使中国对新兴技术的姿态不够真诚，它也仍然指出了这样一个重要的现实：围绕使用人工智能和生物技术的伦理问题给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真正的困境，而这一现实为就未来的一些重大技术道德问题开展进一步对话另辟了一条蹊径。
无论摩尔提出了多么有力的美中必须合作的论证，但是在目前双方国际、国内的政治气氛之下，合作是不是并不太现实？针对这个问题，摩尔说，政府之间虽然很难，但是民间仍有很大空间。中国方面有很多合作提议并不是来自北京本身，而是来自与国家关系更松散的团体。
书中谈到的一个例子是，2018年，政府资助的研究机构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了一个伦理委员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陈小平担任主席，陈小平以打造出极为逼真的机器人而闻名。委员会表达了在开发人工智能过程中管理道德风险的决心，其对人工智能实施中的道德风险的重视与美国政府的声明惊人地相似，这表明有可能就人工智能道德进行进一步对话。
美国国防部于 2018年发布的人工智能战略对伦理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该战略提出以伦理对话的形式向中国和其他领先的人工智能大国伸出橄榄枝，提议与这些国家的主管机构合作“倡导一套全球性的军事人工智能指导方针”。
摩尔在书中强调，就此类指导方针和中国达成协议无疑将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但考虑到所涉及的利害关系，让太平洋两岸的这些提议得不到回应同样是不负责任的。
竞争、合作伏倚相因
摩尔书中的另一个重点是可持续发展。他在书中介绍了中国的能源转型和脱碳战略，指出这一战略将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业政策乃至全球未来应对气候变暖都有巨大的影响。
在到宾夕法尼亚大学执教之前，摩尔曾在美国国务院任职，期间参与了美中巴黎气候谈判。他以亲身经历阐述了中国在气候问题上与美国对抗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关系。
2009年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美中两国激烈对峙，中国否决了一系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提议。在哥本哈根会议之后，不管是处于什么原因和动机，摩尔发现，中国领导人态度开始转变，公开支持气候谈判，并努力与美国等其他主要排放国就气候问题展开讨论。中国的这一突破为后来的巴黎协议奠定了基础。摩尔在书中回忆说，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和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解振华之间的谈判之漫长以至他笔记本都用完了，每次会议都带着他笨重的政府发的笔记本电脑。到 12月12日巴黎会议结束时，中国最后终于同意已经放弃在生态变化议题上的否决权。摩尔清楚的记得当时他是多么兴奋，将此视为给地球一个巨大的圣诞礼物。 “我们达成了协议，”他波不急待地给华盛顿的同行们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这是一个很好的协议！”
然而，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摩尔指出，人们对北京的信心和希望只得到了部分证实。中国虽不再是多边气候谈判的搅局者，并兑现了其在巴黎做出的减缓排放增长和大幅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承诺，但显然，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虽然很重要，但不足以使地球免于过热。他说，中国承诺到 2060年实现碳中和，可不幸的是，这一目标能否实现还远未明确。中国也已明确宣布将优先考虑就业增长，自2014年以来首次不设定具体的能源效率提升目标。该书倍感悲观地说：“令人担忧的是，北京批准建设更多燃煤电厂比前两年作为其大流行后恢复工作的一部分的总和还要多。”
目前美中合作乏善可陈，处于多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自然》杂志最近的一篇研究发现，过去三年多来，共同署名中美科研机构的论文作者数量下降20%多。该报告援引维拉诺瓦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黛博拉·塞利格森的话说，中国在某些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如果美国停止与中国合作，我们就切断了自己跟当今国际科学界很大一部分正在进行的科学研究的联系，”。
摩尔似乎认为，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说，美国并未放弃、甚至是仍然十分重视合作。虽然外界对最近布林肯国务卿的政策演讲大多集中在两国竞争一面，但是布林肯在这次演讲中三次提到与中国合作。摩尔认为，这篇演讲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新书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他透露说，他对白宫一名官员说，布林肯国务卿最近的中国问题演讲用三十分钟表达了他三百页的论著的主题。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虽已被奥巴马言中强大起来，但远非美国的合作伙伴。与奥巴马所言正相反，美国当前最紧迫的威胁似乎正是大国之间的竞争，布林肯在演讲中也承认，尽管普京总统发动的战争还在继续，“我们仍将聚焦于对国际秩序的最严峻的长期挑战——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带来的挑战”。
失控的气候变化将使地球上的大片地区无法居住，未来的流行病可能比COVID-19更致命，而新兴技术虽有望改善人类生存状况，也会创造出新的灾难，包括生物工程武器和增加核战争风险。中国对于避免这些全球性灾难中的每一个都至关重要。“如果我不得不将这本书总结为一句话，那就是结论中的这一句话：在气候变化、流行病和基因工程的时代，世界最终需要中国取得成功——反过来也是如此。”摩尔说。
不可否认的是，美中合作这一提法已是老生常谈，竞争和合作也常常被分别规划在两个不同领域，一提到合作主要就是盯着气候做文章。但在摩尔看来，正是在两国竞争最激烈的新兴科技领域双方应展开合作。在作者的笔下，“合作”实际上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在摩尔的眼里，合作和竞争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从科技竞争、到气候合作，这些极具争议的议题在摩尔的笔下已远非黑白、泾渭分明，双方的利益在冲突中混淆有合作，常常伏倚依存转化。
很难说摩尔说的这些没有道理，但是，在当今的现实中，合作之路是不是走得通，在“中国的下一步行动”之前是否会出现摩尔所希望的合作恐怕还得另当别论。
特朗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说，危险在于，中国的下一步行动或将导致世界在应对共同挑战时迫切需要的规则和标准方面出现分歧。他在评论摩尔这本书的时候说，在某些情况下，“这可能是灾难性的：只有合作才能降低人工智能和其他颠覆性新技术的风险”。
奥巴马当年在演讲的最后曾引用了孟子的一段话，说是山上的路要是老没人走的话“则茅塞之矣”，借古喻今提醒美中合作之路不要被杂草堵塞。奥巴马虽曾对今天的美中大国对抗没有先见之明，但是对两国可能不会合作的担心或已不幸言中。
毫无疑问，以亲中、或屠龙将此书归类极不恰当，完全不着作者用意。不过在另一方面，鉴于中国常把合作挂在嘴边也多少让这个词有点已被污名化的嫌疑，或许《中国的下一步行动》应该在区别“此合作”非“彼合作”方面多着些笔墨，甚至提出某种新的表述。当然，这可能过于苛求了，但是如果硬要侈望完美的话，这不失为本书的一个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