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纽约时报》星期五(6月14日)报道，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卷入兴奋剂丑闻的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中，有三名早在几年前就曾在不同案件中被检测出违禁药物呈阳性，包括两名2021年奥运会金牌得主和一名现任世界纪录保持者，他们在 2016年和2017年的克伦特罗(clenbuterol)检测中呈阳性。
因为疫情而延迟一年举办的东京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队共获得三面金牌，包括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的汪顺、女子200米蝶泳的张雨霏，以及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
中国当局辩称，这三名运动员是通过食用受污染的肉类而无意中摄入该物质，因此没有采取任何纪律处分。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在星期五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三名运动员体内的克伦特罗含量比该机构目前使用的最低回报量“低6到50倍”。
据《纽约时报》报道，国际游泳管理机构世界游泳联合会(World Aquatics)获悉此事，但在显然接受了解释后并未采取行动。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总干事奥利维尔·尼格利(Olivier Niggli)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本案凸显了肉类中克伦特罗污染的问题。
尼格利说:“污染问题确实存在，反兴奋剂界也都知道。”
“多年来，各种形式污染的确认案例已有数千起，其中包括墨西哥、中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秘鲁、厄瓜多尔等国家就有超过一千起肉类污染案例。
“涉案运动员就有三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都是经常接受检测的精英级游泳运动员，在一个肉类普遍被克伦特罗污染的国家，因此，他们可能成为数百名也被检测出微量药物阳性的运动员之一，这并不奇怪。
“在每起案件中，克伦特罗的来源都被证实是食品污染。”
尽管如此，目前还不清楚为何这三起案件当时没有被公开。
“零信心”
此前，今年4月份的报道揭露东京奥运会之前，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的心脏病处方药物曲美他嗪(TMZ)检测呈阳性，震惊了体育界。
《纽约时报》新报道所揭发的内容却引发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和代表全球运动员的机构--全球运动员(Global Athlete)星期五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更加尖锐批评。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首席执行官特拉维斯·泰加特(Travis Tygart)在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今天关于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再次允许中国掩盖检测阳性结果的(《纽约时报》)报道，用‘难以置信’似乎已经不足以形容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必须遵守当时有效的规则，但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允许少数择定的人享受特殊待遇。这种优惠待遇执行了多久？范围有多广？
“有多少其他国家或运动项目获得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优惠待遇，并被允许规避适用于其他所有人的规则？”
全球运动员组织秘书长罗伯∙科勒(Rob Koehler)表示，运动员对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和世界游泳联合会“零信心”。
科勒说:“运动员们厌倦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的空洞声明，这些声明转移了对尖锐问题的回答，即为何所有这些案件都没有公开。”
“透明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没有透明度，反兴奋剂运动就会崩溃，运动员永远不会觉得他们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本月初，美国游泳运动员、七枚奥运会金牌得主凯蒂·莱德基(Katie Ledecky)于6月2日播出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早间新闻(CBS News Sunday Morning)访问中表示，在全球兴奋剂监管机构处理中国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结果的方式之后，人们对反兴奋剂系统的信任度“跌至历史最低点”。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4月25日已聘请了一位瑞士特别检察官对案件的处理方式进行独立调查，但批评人士表示，调查范围太窄，并非真正独立。
致力于揭露中国体育界使用兴奋剂等禁药黑幕的活动人士杨伟东先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有组织地让运动员使用药物提高成绩，在体育界是公开的秘密。
杨伟东母亲、1960年代中期至1998年曾任中国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直言，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是普遍现象，这一问题由来已久，23名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被包庇掩盖在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薛荫娴先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在中国1990年的亚运会得冠军的差不多都是兴奋剂阳性。国家检测中心、兴奋剂检测中心成为保护伞。就是根本不报。在中国比赛中，检查机关根本不报的，体委有个规定，你要说出来某某人检查是阳性了，你就是卖国，反党，卖国。”
（本文依据了法新社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