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每年这个时候，人们都会想起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它不仅仅是一段惨痛的记忆，也是折射中国民主化进程的一面镜子。六四25年周年前夕，人们在举行各种纪念活动的同时，也在思考通过什么手段来调查历史真相，解决六四遗留问题。一个被提到议事日程的解决办法涉及“转型正义”的理念以及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机构“真相调查委员会”。美国之音法律窗口节目主持人亚微为此采访了“国际转型正义中心”的联合创办人普莉西拉·海内尔(Priscilla B. Hayner)，请她解释“转型正义”的内涵，并探讨一下它能否对解决六四起到借鉴作用。
*国际人权专家著书谈“转型正义”*
近年来，很多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在探索如何为六四平反的问题。他们提出，一些国家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因为不得不面对过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通过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还原历史真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转型正义。这些国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也为新型民主国家的转型提供了参照物。在探讨转型正义对中国的借鉴作用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理念的出处及其涉及的内容。
在这方面，国际人权专家普莉西拉·海内尔(Priscilla B. Hayner)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海内尔从 1990年代初开始从事转型正义的研究。她撰写的名为《不可言喻的真理：转型正义和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挑战》一书对全世界40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全面评估，为新型民主国家追讨过去政府所犯罪行，并且为受害者作出赔偿提供了可以研究和借鉴的模式。该书2001年首次出版，2010年经过修订再版，受到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海内尔现年51岁，1985年从印第安纳州的厄勒姆学院本科毕业，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硕士学位，2014年又获得日内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海内尔曾经在多个项目中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提供过咨询顾问。2001年，她与他人在纽约联合创办了非盈利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目前，她是设在日内瓦的“人道对话中心”的资深顾问。
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是过去20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在从内战和专制政权向正视践踏人权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事实真相的确立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的各项改革等。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涉及法律的面向，也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它面向。海内尔分析了在法律程序之外实现转型正义的重要性。
“在这种背景下的国家通常不具备很强的司法体系，即使具备，单靠法庭审讯仍然无法满足过渡时期的众多需求。转型正义基本上把受害人作为过渡时期政策的中心，在事实真相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使受害人得到确认并获得包括赔偿金在内的各种补偿。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转型正义。”
*真相调查委员会与刑事诉讼的区别*
在转型正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的一个机构叫做“真相调查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据海内尔介绍，真相调查委员会是指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由总统或立法机构设立的一个临时性官方机构，它被授权对内战期间践踏人权或者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且在两三年之内提交一份调查报告，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该机构往往需要和众多受害人，甚至涉嫌参与过专制政权践踏人权行为的人进行谈话。
“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很广，例如传唤证人作证，自由查阅官方文件，为让受访者放心交谈而作出保密承诺，以及就调查结果提出建议等。在有些情况下，真相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必须执行的。尽管如此，它没有提出刑事诉讼或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
海内尔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诉讼侧重于具体犯罪和刑事责任，而真相调查委员会除了观察具体的犯罪行为之外，还要审视一些宏观问题，例如对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进行追查等。以南非为例，在脱离种族隔离的过渡时期，南非真相调查委员会曾经要求当时的执政党“南非国民党”以及反对党“非国大”的代表，还有那些在种族隔离时代积极参与过暴力的人，就他们过去采取的暴力政策在听证会上公开作出解释，从而使人们了解到不同社会阶层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不同社会领域和不同种族所遭受的苦难。海内尔说，真相调查委员会一般可以从中推测出有多少受害人和幸存者，有多少直接受害人和受害者家属，以及遭受酷刑，被长期关押或失踪的人数是多少等，总之就是还原历史真相。
“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很有可能与之后的审讯有直接关系。假如该委员会判定说，这些政策是由政府上层制定的，而且有些领导者知道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没有设法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在司法部门具备追查这些案子的能力时，这些人最终就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届时，真相调查委员会有可能把它所掌握的情况与检控官分享。”
*什么情况下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据海内尔介绍，“真相调查委员会”根据授权的不同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在一些国家，它被称为“历史澄清委员会”，在另外一些国家被称为“总统调查委员会”。近年来，“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被不少国家所采用。但是，这个称呼因为要求或暗示受害者与犯罪分子和解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因为有些国家设立有关调查机制不是为了寻找和解的途径，而只是想披露历史真相，并希冀在未来某一时候以受害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达成和解。
海内尔不主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例如资金来源不足，接触信息受到限制，证人作证受到威胁等。这些情况通常反映出当权者缺乏披露历史真相的政治意愿，因此不如不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海内尔认为，赋予真相调查委员会足够的资源和权力，使它独立地行使其职权，揭露历史真相，比单纯建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困难得多，因为揭露历史真相，有可能使一些人感到难堪，而使另外一些人面临生命威胁和迫害。
“最初阶段很难判断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时机是否成熟，部分原因是需要看准政治时机。你不能等得太久，以致错过过渡的瞬间，因为这是完成更多的工作，由真相调查委员会提出可以影响未来的重要建议的关键时刻。因此，在恰当的时机和环境下迅速采取行动非常重要，但是要注意不把真相调查委员会设在它不太可能产生显著效果的地方。”
海内尔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在提议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最终这个决定应该由一个国家自己做出，国际社会不应该就此施加过多的压力。
*推动转型正义的其它举措有哪些？*
海内尔指出，真相调查委员会只是为了实现转型正义而采取的众多举措之一，包括为人权遭受侵犯的受害人提供金钱赔偿在内的其它举措也同样重要，例如为受害者或失踪者家庭提供一次性赔偿金，给他们的孩子和家人提供教育或住房资助或者其它形式的帮助，以弥补他们因为失去养家糊口的人而遭受的巨大损失。
海内尔说，赔偿金一般由国家提供，数额相当可观，但是，它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亦即政府真心致力于弥补过去所犯错误。不过，海内尔指出，赔偿的范围不仅限于此。
“它还包括象道歉这样的象征性赔偿，例如在更换政权后，一个国家的首脑，即使本人没有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他能够做出象征性的道歉，这非常重要。他可以代表国家说：我们认识到侵犯人权的事情确有发生，这么做是错误的。我们打算采取具体措施提供赔偿。这种道歉可以说与提供金钱赔偿同等重要。”
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还包括机构改革，以避免侵犯人权的行为再度发生，并保证不再重犯。有人把这称为审查肃清，亦即把安全和警察部门中侵犯人权者清除出去。此外，法律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安全机构改革也非常重要。真相调查委员会可能会对每一项具体改革提出建议。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实施。但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惩办犯罪人员。
“转型正义的关键支柱之一是通过国内法庭，有时也通过国际法庭或混合法庭，来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混合法庭包括国内和国际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因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法庭。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法庭，它们是在国内法庭看上去无法做到不偏不倚，或者没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处理非常复杂的案件的情况下设立的。”
*转型正义对解决六四问题有何借鉴？*
海内尔所评估的40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各不相同，成败皆有，为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巴西为例，人们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她说，巴西至今仍保留了一个全国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1970年代前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人们强烈感到，那个时期侵犯人权的问题从未得到合理的解决。
海内尔进一步指出，人们在六四过去25年后谈论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或其它形式的转型正义，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正说明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但是，她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开放来保障真相调查的认真进行，转型正义的很多举措落到实处将非常困难。因此，这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判断：目前是否已经到了可以不受过多政治干预而认真从事真相调查的时候了？真相调查委员会是否被赋予进行彻底、公平和诚实调查的独立性？
“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或者一个政权尚未更换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些什么？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的时候，人们可以组织非常重要而且有价值的独立调查。由于它不是政府设立的，因此就不是正式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但是，它可以帮助记录事件的发生，寻找并采集证人的证词以及保存过去的信息和声音等。一旦今后有人通过国家设立更正式的、权力更大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现成的记录可以提供。”
海内尔认为，目前进行非正式和非官方的调查在中国国内似乎不切实际，不合时宜。但是，从中长远看，仍有一些办法可以推动转型正义。她提出如下问题供人们思考：一旦开放时机成熟，举国上下也有意愿推动转型正义，应该赋予这类真相调查、赔偿计划以及必要的改革何种授权？真相调查应该回溯到哪个年代？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授权以及权限是什么？海内尔指出，任何时候中国人决定从事转型正义，都会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不同，这是应该的。她鼓励人们发挥创新思维，在六四问题上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下一集将就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六四问题以及在中国实行转型正义是否切合实际等问题，请一些海外的民运人士发表他们的看法，欢迎各位到时收听。
*国际人权专家著书谈“转型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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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窗口: 六四前夕有关转型正义的思考（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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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窗口: 六四前夕有关转型正义的思考（一,下）
近年来，很多海外民运人士一直在探索如何为六四平反的问题。他们提出，一些国家在从专制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因为不得不面对过去政府所犯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因此通过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还原历史真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转型正义。这些国家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不仅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研究的对象，也为新型民主国家的转型提供了参照物。在探讨转型正义对中国的借鉴作用之前，我们首先了解一下这个理念的出处及其涉及的内容。
《不可言喻的真理：转型正义和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挑战》一书的封面
在这方面，国际人权专家普莉西拉·海内尔(Priscilla B. Hayner) 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海内尔从 1990年代初开始从事转型正义的研究。她撰写的名为《不可言喻的真理：转型正义和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挑战》一书对全世界40个“真相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全面评估，为新型民主国家追讨过去政府所犯罪行，并且为受害者作出赔偿提供了可以研究和借鉴的模式。该书2001年首次出版，2010年经过修订再版，受到有关人士的高度重视。
海内尔现年51岁，1985年从印第安纳州的厄勒姆学院本科毕业，1993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和公共事务学院硕士学位，2014年又获得日内瓦大学法学硕士学位。海内尔曾经在多个项目中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 for Human Rights）提供过咨询顾问。2001年，她与他人在纽约联合创办了非盈利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目前，她是设在日内瓦的“人道对话中心”的资深顾问。
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是过去20年来才出现的一个新的概念，它是指一个国家在从内战和专制政权向正视践踏人权过渡期间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和举措，其中包括惩办凶手，确认受害人，事实真相的确立以及为避免重蹈覆辙而进行的各项改革等。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的内容非常广泛，它不仅涉及法律的面向，也涉及政治、社会和历史等其它面向。海内尔分析了在法律程序之外实现转型正义的重要性。
“在这种背景下的国家通常不具备很强的司法体系，即使具备，单靠法庭审讯仍然无法满足过渡时期的众多需求。转型正义基本上把受害人作为过渡时期政策的中心，在事实真相昭然若揭的情况下，使受害人得到确认并获得包括赔偿金在内的各种补偿。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所谓的转型正义。”
*真相调查委员会与刑事诉讼的区别*
在转型正义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的一个机构叫做“真相调查委员会”（truth commission）。据海内尔介绍，真相调查委员会是指一个国家在转型过程中由总统或立法机构设立的一个临时性官方机构，它被授权对内战期间践踏人权或者违反人道主义法的行为进行调查，并且在两三年之内提交一份调查报告，以还原历史真相。在这个过程中，该机构往往需要和众多受害人，甚至涉嫌参与过专制政权践踏人权行为的人进行谈话。
“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权力范围很广，例如传唤证人作证，自由查阅官方文件，为让受访者放心交谈而作出保密承诺，以及就调查结果提出建议等。在有些情况下，真相调查委员会提出的建议是必须执行的。尽管如此，它没有提出刑事诉讼或者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力。”
“国际转型正义中心”联合创办人普莱西拉•海内尔(Priscilla B. Hayner)
海内尔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刑事诉讼侧重于具体犯罪和刑事责任，而真相调查委员会除了观察具体的犯罪行为之外，还要审视一些宏观问题，例如对很多年前发生的事情进行追查等。以南非为例，在脱离种族隔离的过渡时期，南非真相调查委员会曾经要求当时的执政党“南非国民党”以及反对党“非国大”的代表，还有那些在种族隔离时代积极参与过暴力的人，就他们过去采取的暴力政策在听证会上公开作出解释，从而使人们了解到不同社会阶层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不同社会领域和不同种族所遭受的苦难。海内尔说，真相调查委员会一般可以从中推测出有多少受害人和幸存者，有多少直接受害人和受害者家属，以及遭受酷刑，被长期关押或失踪的人数是多少等，总之就是还原历史真相。
“真相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很有可能与之后的审讯有直接关系。假如该委员会判定说，这些政策是由政府上层制定的，而且有些领导者知道这些政策所造成的后果，但是没有设法制止侵犯人权的行为。那么，在司法部门具备追查这些案子的能力时，这些人最终就有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届时，真相调查委员会有可能把它所掌握的情况与检控官分享。”
*什么情况下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
据海内尔介绍，“真相调查委员会”根据授权的不同有不同的称呼，例如在一些国家，它被称为“历史澄清委员会”，在另外一些国家被称为“总统调查委员会”。近年来，“真相调查与和解委员会”被不少国家所采用。但是，这个称呼因为要求或暗示受害者与犯罪分子和解而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因为有些国家设立有关调查机制不是为了寻找和解的途径，而只是想披露历史真相，并希冀在未来某一时候以受害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达成和解。
海内尔在柏林犹太人大屠杀博物馆前
海内尔不主张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例如资金来源不足，接触信息受到限制，证人作证受到威胁等。这些情况通常反映出当权者缺乏披露历史真相的政治意愿，因此不如不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海内尔认为，赋予真相调查委员会足够的资源和权力，使它独立地行使其职权，揭露历史真相，比单纯建立真相调查委员会困难得多，因为揭露历史真相，有可能使一些人感到难堪，而使另外一些人面临生命威胁和迫害。
“最初阶段很难判断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时机是否成熟，部分原因是需要看准政治时机。你不能等得太久，以致错过过渡的瞬间，因为这是完成更多的工作，由真相调查委员会提出可以影响未来的重要建议的关键时刻。因此，在恰当的时机和环境下迅速采取行动非常重要，但是要注意不把真相调查委员会设在它不太可能产生显著效果的地方。”
海内尔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在提议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最终这个决定应该由一个国家自己做出，国际社会不应该就此施加过多的压力。
*推动转型正义的其它举措有哪些？*
海内尔指出，真相调查委员会只是为了实现转型正义而采取的众多举措之一，包括为人权遭受侵犯的受害人提供金钱赔偿在内的其它举措也同样重要，例如为受害者或失踪者家庭提供一次性赔偿金，给他们的孩子和家人提供教育或住房资助或者其它形式的帮助，以弥补他们因为失去养家糊口的人而遭受的巨大损失。
海内尔说，赔偿金一般由国家提供，数额相当可观，但是，它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号，亦即政府真心致力于弥补过去所犯错误。不过，海内尔指出，赔偿的范围不仅限于此。
“它还包括象道歉这样的象征性赔偿，例如在更换政权后，一个国家的首脑，即使本人没有参与侵犯人权的行为，如果他能够做出象征性的道歉，这非常重要。他可以代表国家说：我们认识到侵犯人权的事情确有发生，这么做是错误的。我们打算采取具体措施提供赔偿。这种道歉可以说与提供金钱赔偿同等重要。”
海内尔指出，转型正义还包括机构改革，以避免侵犯人权的行为再度发生，并保证不再重犯。有人把这称为审查肃清，亦即把安全和警察部门中侵犯人权者清除出去。此外，法律改革、司法改革以及安全机构改革也非常重要。真相调查委员会可能会对每一项具体改革提出建议。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情逐步实施。但是，一个关键的环节是惩办犯罪人员。
“转型正义的关键支柱之一是通过国内法庭，有时也通过国际法庭或混合法庭，来追究犯罪人员的法律责任。混合法庭包括国内和国际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以及其他技术人员。因此，这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法庭。全世界有几个这样的法庭，它们是在国内法庭看上去无法做到不偏不倚，或者没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处理非常复杂的案件的情况下设立的。”
*转型正义对解决六四问题有何借鉴？*
海内尔所评估的40个真相调查委员会各不相同，成败皆有，为从专制走向民主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以巴西为例，人们希望了解历史真相的需求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她说，巴西至今仍保留了一个全国真相调查委员会，调查1970年代前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的历史真相。人们强烈感到，那个时期侵犯人权的问题从未得到合理的解决。
海内尔进一步指出，人们在六四过去25年后谈论设立真相调查委员会或其它形式的转型正义，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而且正说明了这一事件的重要性。但是，她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上的开放来保障真相调查的认真进行，转型正义的很多举措落到实处将非常困难。因此，这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判断：目前是否已经到了可以不受过多政治干预而认真从事真相调查的时候了？真相调查委员会是否被赋予进行彻底、公平和诚实调查的独立性？
“我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在战火纷飞的时候或者一个政权尚未更换的情况下，人们能够做些什么？事实上，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的时候，人们可以组织非常重要而且有价值的独立调查。由于它不是政府设立的，因此就不是正式的真相调查委员会。但是，它可以帮助记录事件的发生，寻找并采集证人的证词以及保存过去的信息和声音等。一旦今后有人通过国家设立更正式的、权力更大的真相调查委员会时，他们就有现成的记录可以提供。”
海内尔认为，目前进行非正式和非官方的调查在中国国内似乎不切实际，不合时宜。但是，从中长远看，仍有一些办法可以推动转型正义。她提出如下问题供人们思考：一旦开放时机成熟，举国上下也有意愿推动转型正义，应该赋予这类真相调查、赔偿计划以及必要的改革何种授权？真相调查应该回溯到哪个年代？真相调查委员会的授权以及权限是什么？海内尔指出，任何时候中国人决定从事转型正义，都会和世界其它国家的不同，这是应该的。她鼓励人们发挥创新思维，在六四问题上找到最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办法，
我们在下一集将就如何通过法律手段解决六四问题以及在中国实行转型正义是否切合实际等问题，请一些海外的民运人士发表他们的看法，欢迎各位到时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