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9月21号)出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代表大会，并发表上任以来的首次联大讲话。
他在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击败新冠病毒为重点的基础上，强调反对“为追求赤裸裸的政治权力而践踏和扭曲人类普世原则”的行为。
同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则在预录视频讲话中，反复强调对全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注，并称“文明有不同的形式”。
有分析说，拜登的盟友合作思路已经告别了他的前任特朗普，不过，他没有偏离与中共之间的界线。那么，拜登本次演说中提到的哪些关键点直指北京政府？他强调的“美国并不寻求新冷战”，对中共来说意味着什么？
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拜登借联大发言告诉中国，美中处于竞争而非新冷战的对峙关系，同时也告诉联合国成员国所谓的“新冷战”并不存在。
他说：“在我看来这段话有两个对象，一个是对联合国大部分会员国；另一个对象他没有提名字，但显然就是中国。最近大家都知道，美国跟中国的关系不睦，事实上已经到了建交四十多年来的最低点。美国提出了很多问题，中国一概是说美国采取的是一个新冷战的心态。所以这番话虽然没有指明，但是讲给中国听。就是说我要跟你在各方面有活力的竞争，但不是新冷战。另外一个讲给全体联合国会员国，为什么这样讲？联合国1945年成立，是战后五大强权，中、美、英、法、苏成立的。当初成立的时候有一个很崇高的宗旨，但是很不幸，那时候人类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不到四年时间就变成了冷战，美苏强烈对峙。所以未来40几年，联合国可以说基本上是一无建树。所以从1945年到1991年，是一无建树。1991年苏联瓦解，冷战结束，联合国才真正能够对人类集体的一些考验提出一些贡献。所以拜登总统演说中提到美国重新回来了，要重新领导的话，当然不能再讲我们在充斥着新的冷战。因为这会让那些会员国想起过去那段不愉快的经验。”
拜登说：“世界上的主要大国都有责任谨慎管理自己的关系，以避免从负责任的竞争中跌倒。”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分析认为，拜登希望大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来竞争，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大国。避免冲突是拜登对美中之间竞争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但如果双方相互误解，冲突走火恐怕在所难免。
他说：“这里‘负责任的竞争’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概念，是指大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游戏规则来竞争。但我觉得这个本身好像有点不现实。正是因为中国不喜欢按照游戏规则来竞争，所以从这点来说，我想只能算是联合国这样场合中的一种期待，但是很难说是比较符合现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拜登在他的全篇发言中都强调了一个主题，就是我们现在是处在跟中国的竞争阶段。这个竞争需要时间，美国自己也需要时间，美国必须进入一个再建设期。对这样一段时间来说，它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从这点来说，避免冲突是拜登对竞争提出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在竞争中经常会产生一种现象，就是双方对对方的信息理解不同，解释不同，这样就很容易走火。拜登这段话的意思主要还是说我们要避免走火。这个信息是不是会传达到中国领导人那边？这是个大的问号。因为如果拜登在这方面显示了太喜欢讲和平的话，那么可能就会给中国提供了错误的信息。比如现在美国不想打仗，特别是在阿富汗撤军之后，一点都不想打仗，需要和平时期。但是我们能不能趁这个时间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如果是这样一个错误理解，走火又是不可避免的。”
拜登表示，“我们将捍卫我们的盟友跟朋友，反对强国武力改变领土、经济胁迫、技术剥削或虚假信息来支配弱国的企图。”美国艾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认为，拜登的这一表态已经十分明确地划下敌与友的界限。
他说：“中国近几年来利用开放社会的一个弱点对很多国家进行所谓的‘锐实力’，就是干涉对方的内政，比如说选举、收买政客等等。民主国家一开始并没有警觉，但现在这些国家都有警觉，包括纽西兰、澳大利亚，包括台湾、包括越南、包括菲律宾等等。明明有海洋法公约，但是中国不管，它在南海吹沙造陆，造成既成事实，严重影响国际间航运自由。所以从很多角度来讲，拜登不但要领导，而且他要跟前任做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他要领导他的盟友，不但是朋友还有伙伴。那很显然这个朋友和伙伴不包括中国。所以不用讲也知道，这个界限已经划出来了。”
拜登说，“我们正在开启一个激烈外交的新时代；一个利用我们的发展援助来投资于提升世界人民新方式的时代；一个更新和捍卫民主的时代”。
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分析认为，拜登的此番讲话体现出，在北京违背了对香港“一国两制”的承诺，以及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塔利班卷土重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认为民主制度遇到了重大挫折。但与此同时，威权专制政权利用高科技手段维护统治，这也给民主的推动带来了新的挑战。
他说：“新的时代还体现在，现在面临的威权主义跟以前苏联时期的专制制度有类似也有不同。所谓不同就是说，以新的技术、新的方式来对民主制度提出挑战。从这一点上来说是和以前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怎么来应对威权制度，怎么来应对数码化的威权制度对民主制度的挑战。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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