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中国当局声言要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并为此投下重金。然而，在德国德累斯顿齐陶国际学院教授艾丽西亚·亨尼格（Alicia Hennig）看来，由于学术自由环境日趋恶化，至少就社会科学而言，中国的大学研究与教学与世界一流乃至最基础的国际标准相距甚远，或渐行渐远，许多中国大学的官僚管理机构完全不理解国际学术标准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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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亨尼格博士(2)：谈中国大学与世界一流渐行渐远
为了打造所谓的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国政府对所谓的重点大学投入了巨大的资金。中国各个大学的大楼，即使是非重点大学的大楼也是又多又亮眼。然而，中国大学的整体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却跟世界一流或二流大学相距甚远。
2021年12月，亨尼格在德国学术杂志《研究与教学》（ Forschung & Lehre）上发表了她与另一位仍在中国任教的同行合写的报告，以他们在中国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亲身经历展示说明了中国大学世界一流如何渐行渐远的实况。
亨尼格指出，管理中国大学的官僚机构和官僚对学术研究和学术发表茫然无知，有权任性，强行规定发表论文的不切实际的指标，迫使从事教学和研究的人在一定时间内在规定级别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规定数目的论文，从而导致粗制滥造成为保住职位的必由之路。
亨尼格以她曾任教其中的南京一所大学为例说，那所大学的官僚显然不知道，对以国际学术标准和西方学术界为根基的西方学者来说，为了满足硬性的论文发表数量指标而粗制滥造是大忌，会损害他们的名声和前途。她指出，论文粗制滥造是中国大学的普遍现象，以至于连中国国家主席和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都觉得这是严重问题。
以下是亨尼格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记录的第二部分。为了清晰和篇幅，记录编辑时有缩略。亨尼格所表达的是她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官僚完全不解国际学术标准
金哲问：显然你是受够了教学合同中的那些不现实的目标，以及相关规定如你三分之一的工资跟达到在足够高级别的国际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论文这种不可行的出版目标挂钩。假如你是一个中国教授，假如你需要保住你的工作，你认为你能如何达成这些指标保住工作同时又不欺诈？
艾丽西亚·亨尼格2012年在青海旅行 （亨尼格提供）
亨尼格答：南京那所大学给我的合同里规定的论文出版指标基本上是不可行的，因为你不可能在三年里发表那么多的论文却又不损害你的声誉。实际上你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发表那么多的论文唯一的途径是在非常低档的出版物上发表，也就是在那些人们不看的杂志上发表。我不想那么做，因为我不想损害我的名声（从而损害了我自己在中国境外的前途）。
对我来说，这种要求是不合情理的。该合同要求我的论文要发表在国际间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所包含的杂志上，而那个索引只是代表我这个研究领域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的相关杂志。另外，SSCI只是一个索引，这就意味着在这个索引当中的杂志的质量仍然参差不齐。与此同时，高质量的学术杂志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审核发表来自一个人的那么多的论文。
就一般的大学雇用合同而言，只有你是专门做研究才会有这种硬性的发表指标。假如也有教学工作，这种论文发表指标的规定就是非常不现实的了。
此外，他们对你的论文发表还提出要求，比如，你必须是第一作者。这也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要求。因为你通常是跟他人合作，你怎么能够要求你总是第一作者？
发表论文没法欺诈，因为出版物是大家都可以读到的。大学或任何人都可以查证你是否写了并发表了某一篇论文。大学的人可以上网，上出版物的平台去查证。
（为了完成论文发表指标）你还可做的事情严格地说也不能说是欺诈，那就是找人跟你合作，你出钱找人给你写论文。我们知道有所谓的论文作坊的报道。在中国有必须发表论文的强大压力，捉刀代笔的行业就应运而生。
你可以出钱找人给你写论文然后以你和你大学的名义发表。这是我所能想到的唯一可以奏效的蒙混过关的途径。除此之外，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途径可以让他们完成论文发表指标。
国际标准重质量而非数量 中国反之
问：你如何看那些在合同中订立在这些不可行、不现实的目标的人？他们是一帮碰巧有权力的傻瓜，还是施虐狂？或者，中国的大学（至少是你任教的两个大学）基本上是个笑话，是卡夫卡荒诞小说里所描写的城堡？
答：这可真是个好问题。我的意思是，我过去确实是多次认为他们是一帮蠢货。但这么想并不解决问题而只是情绪化的反应。
我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工作的时候，我没有那种不近人情不现实的工作指标问题。我在那里要教两门课，虽然课业很重，但我没有发表论文的压力。在哈工大深圳校区，我要说那里的一切要求都是合乎情理的。但到了南京那所大学，我就清楚地看到了大学管理部门不切实际。他们重数量不重质量。
这是典型的中国大学的作法。它们以为你论文发表得越多你就越优秀，但是在美欧国家不是这样。它们认为学术人不应该这样，并不是你发表的论文越多你就越优秀，反倒会认为你发表的太多，你用数量牺牲了质量，数量太多质量就不会太高。
这种道理中国的大学当时不理解，现在是否理解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习近平也批评重数量不重质量。我想我是在去年看到这种报道的，说是他（习）想改变那种系统性的数量执迷。
另一个问题是，南京那所大学不懂得雇用外国教师意味着什么。外国教师不会永久的留在中国的体制内。对我们外国教师来说，到那里去工作只是我们全球性职业生涯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到中国工作，也可以继续到其他国家工作或者是返回我们自己的国家去工作。
这就意味着我们要确保我们到别的地方去也是够档次的。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按照国际标准进行教学，我们也要建立我们自己的论文发表的良好记录，也就是要讲究质量而不是讲数量。
我觉得中国某些大学管理部门仍然持有的有关论文发表的一些想法尤其导致数量和质量产生冲突......它们不理解真正有国际性的大学的运作方式，而是那些中国大的运作方式非常富有中国特色。外国教师在那里工作面临困难，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外国人。我认为这是成问题的。
就像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他们也有雇用合同，要求教师争取研究资金。但是我们作为外国人拿不到这样的资金，他们也就算了，就不再要求了。因为在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校区外国教师的比例已经相当高了，虽然不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那么高，但他们已经了解了国际标准，外国教师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南京那所大学就是另一种情况了。
我可以这么回答你的问题：我不认为那些提出不可行、不现实的论文发表指标的人是一帮蠢货。不错，他们显然是不想听外国教师的意见。与此同时，他们有权力来按照他们认为是适当的标准来制定合同。我认为他们只是不切实际。
问：你写道：“(在中国大学里)研究也受到同样的监控。学术报告会要事先受到意识形态审查。学术论文的发表尤其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论文出版发表要经过政治审查，剔除可能违反中共说法的内容。”你在中国期间的研究和学术报告理应就是这么做的。现在你离开了中国，你如何看、如何估价你在中国大学任教期间的研究和学术报告呢？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必须说，我发表的那篇关于在中国大学工作情况的报告我是跟一个同事合写的。报告最初是用德语撰写并发表的。
我在2020年离开中国，也就是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大爆发前后。但是我那个同事仍然留在中国，因此感受到了日益增加的限制。但我在的时候还没有这种体验。我写的报告的这一部分说的主要是我的同事的情况。我那位（因目前仍在中国不得不匿名跟我合写报告的）同事目击了日益增加的限制。
就我自己的研究而言，我在中国的时候，我研究中国的哲学，尤其是道教，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寻找我们的原则，以及在商业伦理中的道教美德。因此我从来没有遇到过非常敏感的课题可以跟中国政治有冲突，于是我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