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菲律宾，居家令对依靠短期工作来赚取家庭收入的下层社会人士不起作用。尽管有疫情，尽管有规定，但他们在2020年仍需外出。成千上万的人最终被捕入狱，狱中环境增加了他们的患病风险。
在泰国，担心疫情对其标志性旅游业和出口业造成影响的人们向政府，甚至国王抗议。而邻国马来西亚则将移民和难民排除在新冠救助计划之外。
这些只是国际倡导组织去年在东南亚列举的几个例子。他们讲述了一个更广泛的故事：新冠疫情加剧了东南亚大部分地区人权的恶化。
东南亚有11个国家，拥有超过6.5亿人口，主要是年轻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去年在采取严格的行动应对新冠疫情的同时，也在忙于重建脆弱的经济。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伯逊（Phil Robertson）说，那里的人权受到了打击。
罗伯逊说:“我们看到在许多东南亚国家继续在低谷中挣扎。新冠疫情就像一盏真正的探照灯，凸显了不同人群的不平等和脆弱性。”
他还说，疫情使各国得以“加强”针对持不同政见者的现有政策和命令。
马来西亚、缅甸和泰国
人权观察在上周发布的一份国家报告中表示，马来西亚遏制新冠疫情的措施“对边缘化社区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报告指出，因为疫情而失去工作的移民和难民“被排除在政府救助项目之外，许多人无法养家糊口”。
马来西亚有3150万人，其中350多万人是移民和难民。
非营利的国际发展组织亚洲基金会在2020年8月的一次简报中说，在贫困的缅甸，“大部分人口”没有得到医疗服务，特别是在农村地区。
基金会的报告说，一些被忽视的人转而依赖武装叛军组织的援助。报告还说，医疗服务主要关注占主导地位的巴玛佛教徒，而不是其他群体。缅甸拥有135个民族，其中包括西部地区总是处于动荡中的穆斯林罗兴亚人。
罗伯逊说，新加坡反移民情绪抬头，当局隔离感染了新冠病毒的外来务工人员，并给他们提供“即食食物”。
泰国的反政府的抗议浪潮也借新冠病毒发难。泰国去年控制了新冠疫情，到目前为止，泰国的累计确诊病例为12594例。但在从7月便开始聚集的数千名示威者中，一些人表示，对大规模集会（包括抗议）的禁令过于严格。
政策咨询机构国际危机集团（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说，一些人甚至不顾《冒犯君主法》批评国王，批评国王的人可能因其评论而被判入狱15年。
泰国面临着缺乏国际旅游业不景气和汽车出口需求下降的问题。国际危机集团在8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这场自1997-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冲击，将使一个不满情绪不断发酵的社会和旨在阻挠民众政治参与的政治秩序变得紧张。”
菲律宾镇压加剧
人权组织和菲律宾民众说，除了其他措施外，菲律宾当局去年还出台了严格的居家措施，以阻止反政府活动。
马尼拉大都会的穷人如果因为企业倒闭而失去工作，就会到市区外乞讨或找工作。菲律宾大学迪里曼分校（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 Diliman）政治学教授阿蒂恩扎（Maria Ela Atienza）说，一些人曾经是卖鱼的小贩和吉普尼（jeepneys）的司机，吉普尼是一种很受欢迎的公共交通工具。她还说，这些人有被拘留的风险。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今年4月在其网站上说，自2016年以来一直以处死毒品犯而闻名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已下令士兵和社区领袖射杀在社区隔离期间抗议的“麻烦制造者”。国际特赦组织还说，“一种普遍以为不会遭到惩罚”的想法导致了去年因政治观点而对活动人士杀戮的增加。
阿蒂恩扎说：“（菲律宾当局）针对疫情采取这种极端军事手段、传统的以安全为中心的方法，而不是让科学家和专家领导抗击疫情的斗争。”
总部设在马尼拉的左翼团体“新爱国联盟” （Bagong Alyansang Makabayan）秘书长雷耶斯（Renato Reyes）说，负责执行居家令的警察有“大量滥用职权的行为”。他说，武装部队去年加强了“镇压叛乱”行动，目标是涉嫌支持共产主义武装运动的人。人权组织说，7月签署的反恐法案使任何镇压行动都变得更容易。
雷耶斯说:“法律手段、封锁、利用疫情以及不断加强的镇压叛乱行动，所有这些都加剧了菲律宾人权状况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