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人民的名义》这部连续剧已播放完了，但戏外的讨论却没完没了。引发观众最多感慨与同情的剧中人物，竟是反派人物汉东省公安厅厅长祁同伟。从他的成长、爱情、婚姻，从他不择手段往上爬到杀人及最后自杀，评论者几乎都给予充分同情，自杀时那句“去你妈的老天爷！”更是不知引发多少共鸣。原因说来既简单也复杂，就因为大多数中国人看到这一点：“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
中国人80%是底层，上升管道狭窄
祁同伟的标签是“家里穷得吃不饱饭”，属于中国那80%的下层（清华李强教授的最新调查数据：中国下层占人口比例为75.25%；再加上下层群体中与中产联接的过渡群体占中国总人口比例的4.4%）。从世纪之交开始，出身这类家庭的中国青年要晋身中产阶级已经很困难，遑论向上爬升。
剧中的祁同伟、现实生活中“苦孩子”出身的高官例如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大法官黄松有，包括还没有出事的商人吴小晖、肖建华等等，他们以前的励志故事，几乎就是中国无数底层青年的榜样。这些青年都像祁同伟一样，曾梦想着靠自己努力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同情祁同伟，首先就是祁同伟的梦想破碎，不得不跪着进入名利场；其次因祁同伟婚姻生活的不幸而产生对其与高小琴恋爱的深切同情；最后当然就是对祁命运的同情。
在《中国人80%都是祁同伟》一文中，作者谈到梁璐父女俩对祁的收拾让他意识到，胳膊斗不过大腿，在汉东大学操场上那一跪，彻底让祁自尊破碎。从此他不再相信这个世界，要和这个世界为敌。他们变为利益的攫取者、吸血鬼，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之上，因为他们信奉的是弱肉强食，“如果我不杀了你，你就会杀死我”，他们做的一切，都是“自卫反击”——整篇文章就是在发挥法国文豪在《悲惨世界》当中的主咏叹调：“当世界充满了黑暗的时候，犯罪的不是犯罪者本人，而是制造黑暗的人”。
借婚姻改变人生是人类的通则，自古中外皆然，经济学中有个分支“资源的代际传递”，其中有一亚分支专讲裙带经济学对穷家寒门子弟的重要性。最能代表这种梦想的就是中国古代戏曲里那些穷秀才赶考，富家小姐后花园赠金的故事。中国人以前最爱读的《聊斋志异》里，人间的富家小姐变成了招人喜爱、无所不能的狐仙、地仙之类。我这代人经历了文革与改革开放的沧海桑田，熟人朋友当中有不少这类例子。这类婚姻中不少难以善终，发生变化之时往往在男方已经有足够能力往上走、女方家长退休之后。这类婚姻濒危时，女方用来敲打男方的一句常用语是“别忘记当初是靠谁才有你的今天”；随着危险升级，这种“提醒”也随着升级，直至婚姻破裂。但我认识的官家小姐大多内心比较骄傲，一般在无可挽救之后，不会象梁璐这样苦忍苦熬，选择了放手。
我相信，不少“凤凰男”们一定对祁同伟的处境深感同情；“孔雀女”们的心思则各各不同，但都会想到应该如何守护婚姻。
祁同伟是条“护三邻”的好狗
中国民谚中有句著名的话，叫做“好狗护三邻，好汉护三村”，这是中国传统乡土文化中最受称道的一点，从祁同伟升官后带挈远亲近邻的所为来看，他要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好践履者。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个说法的台面话就是“光宗耀祖”，“光耀门庭”，扩大版就是前述的“好狗护三邻”。中共出世之后，奉行“爹亲娘亲不如阶级友爱亲”，假装每个人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不少革命家还要大义灭亲表示自己革命的彻底性。这方面的典范在共产革命早期有灭父散财的彭湃，文革时期中共更是广泛动员子女检举揭发父母、夫妻互相检举，这种“鸡犬升天”文化暂时被压制下去。但等到文革结束，那些文革中备受打击的中共老干部突然发现阶级亲不如血缘亲，先是纷纷照顾子女回城工作，继而由元老陈云说出了老干部们的心里话“自己的子弟接班我们才放心”，为红二代在官场军队开启了后门；不入政府军队工作的红二代们则下海经商，利用父辈人际资源暴富。这种情况在全体官僚当中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利用权力为家庭牟利成为中共官场时尚，最后在政治高层圈当中形成了赤裸裸的“家国一体”利益输送机制，比如李鹏家族、周永康家族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必须说明的是，中华文明的“鸡犬升天”文化，经红色共产文化洗劫之后打了点折扣。比如周永康贵为“三公”之一的“太尉”，这在王朝时期，肯定能够惠及五服内亲戚包括乡邻。但周永康主要惠及兄弟子侄等近亲血脉及儿子的岳父母。财新记者去其乡里访查时，当地乡亲说家乡没沾到周什么光，言谈之下对周没照顾家乡父老多少有点不满。令计划荣升大内总管之后，虽然带挈了自家兄弟姐妹升官发财，但也未照顾当地父老乡亲，当地人对此也有点不满意。
祁同伟与这些高官相比，在乡亲们眼中显然是条“护三邻”的好狗。他升任汉东省公安厅长之后，对家乡近支远亲甚是照顾，就连没有文化和资历的乡亲们都照顾到公安厅的势力范围内当了保安，表弟借其关系息讼挣钱捞人，祁同伟也尽力帮办，其妻梁璐讽刺说，“他恨不得把他们村里的野狗弄到公安局当警犬”。这当然不符合中共宣扬的那套“大公无私”的共产党员标准，但却是中共高层公然行之的那种“家国一体利益输送体制”的放大版。这种假公济私行为也很符合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泽被乡里”（“鸡犬升天”文化），祁同伟本人当然也大大满足了富贵还乡、光宗耀祖的精神需求。受益的亲戚乡邻肯定会觉得祁同伟“仁义”，“没忘本，肯照顾家乡人”。
从中国农村及小城镇出来的中国人，如果不假装高大上，对祁同伟的这种做法肯定深表理解。黄灯在《返乡笔记：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一文中，就写到她的婆婆对自己在大学教书的博士儿子，不能像邻村一位未读博士却做了官的人那样提携亲属深感遗憾。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
这句话引起的讨论不少。但毕竟是在国内那环境中写的文章，因此多是讲祁同伟一生遭遇的不幸，以及走上如此人生的不得已，最强烈的呼喊是“如果你们与我交换人生”。
但我认为，这句“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够审判我”，其实是“祁同伟”们，当然也是中国公众在表达对近年反腐设置的那两条不可触碰之底线的强烈不满，这两条底线是：不反红二代的腐败、不反历届政治局常委的腐败。《人民的名义》借汉东省委书记沙瑞金之口多次宣示中共的反腐决心“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但谁都知道，近年落马的官员与国企高管多是平民子弟，即所谓“苦孩子”出身，红二代虽然不乏腐败大鳄，但绝对没有仅因腐败落马者。薄熙来为红色贵胄，周永康是前政治局常委，但他们落马的真正原因却并非腐败，而是陷入了事关大位的高层权力之争。
既然反腐成了设置底线的选择性反腐，因腐败入狱的贪官们只会觉得自己跟错了人，民众也会觉得这种反腐很不公平。这就是近年来反腐成绩不可谓不大，但却少人喝彩的原因。人们没能通过媒体上公开说出来的是：“你们利用权力纵容家人抢劫偷窃公共资源，哪有资格审判别人！”
祁同伟虽然是个影视人物，但他却是中国社会随处可见的活生生存在。中国人对他的同情，实则是出于对社会底层上升通道严重梗阻、政治高层“家国一体”的利益输送体制、反腐败设置不可触碰底线的严重不满。这三点既是中国政治之羞，也是中国人心中之痛。但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再来场中共大革命式的天地翻覆，这种文化之根也依然会蟠虬在中国的黄土地、黑土地与崇山峻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