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中国早就从贫穷之国成了多灾之国，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多难兴邦”。不过，精通“坏事变好事”这类唯物辩证法原理的中国政府，积多年扶贫救灾之经验，创立了世界罕见的“捐款经济学”。随着这一社会主义特色的“捐款经济学”渐成体系，中国人的捐款疲劳症也日益严重。
“捐款经济学”的三大原理
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的捐款经济学有三大原理：
第一原理：慈善捐款成为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
中国政府一向将NGO理解成“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慈善要做，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得自家人掌控才放心。于是先成立数家由自家人掌控的慈善基金会，或是允许其发彩票，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或者利用人类重视后代教育的善心，由各级政府摊派捐助，如希望工程。每逢中国发生什么天灾人祸，比如爱滋病，地震、洪水之类，由媒体发动献爱心攻势做社会总动员，让民众、企业以各种形式献上爱心，这些捐款多由中国红十字会笑纳。当捐款数量多时，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各基金会获得来自国际国内的捐赠高达585.93亿元，政府见猎心喜，一纸令下，要求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将收到的捐赠汇缴给政府部门。
第二原理：所谓“捐款”其实不少带有强制性，与国家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原理同构。
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的单位管控功能，层层下达捐款指标，务求完成。各单位干脆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本人当年在深圳时，从1993年开始，每年从工资里扣除一月基本工资（2000余元）上缴给希望工程，延续了三四年。偶然还要由单位“代买”上百元福利彩票，为残联做点贡献。每逢发生1998年长江洪水那类大灾，又得自愿捐款。在单位内部，捐款多少按职务级别的规定，逐级降等。开始还接受一些旧衣物等，后来干脆下令，“要尊重灾区人民的需要”，只许捐钱。这类行政介入下的“自愿捐款”，最开始主要在深圳、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推行，理由是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高了，要为全国人民做贡献，以后才推广至内地。
第三原理：善款使用黑箱化。
政府部门垄断慈善捐款，却从来不肯公开帐目。据说部分没有财务审计，部分即使有财务审计也只是走过场。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只是近年来慈善捐款已成为涉及甚广的公益事业，加上传播媒介的革命，这个问题才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2008年汶川地震与1976年唐山地震间隔近30年，中国人对灾难都有十指连心之痛，出于自愿也好，行政力量介入也好，全国人民对捐款并无怨言。只是由于“捐款经济学”第三原理的作用显性化，政府背景的最大慈善机构红十字会陷入郭美美丑闻，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的问题曝光，终于导致雅安地震之后出现反捐款活动。
北京并不反思民间为何反捐款，反而通过各单位施加行政压力向社会逼捐。为了让民间“自愿”献上爱心，政府下发通知派捐，党政事业机关、学校及公司都要求员工捐款，并提出具体的捐款数额，要求不同岗位的员工捐100至300元不等。连幼儿都未能逃避逼捐，已经披露的有北京怡海幼儿园向幼儿家长发出捐款通知。
中国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是传统
我知晓中国慈善基金财务不透明这一严重问题，缘于曾被中国人寄予厚望、举世闻名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下设的一个慈善公益项目，1989年开办，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主管。设立此基金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渠道募集捐款，帮助失学青少年读书。因其宣示的目标具有道义感召力，加上政府全力助推，一直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鼎力帮助。在许多同时起步的慈善项目当中，只有这个项目能够得到大量社会捐款。我个人与“希望工程”有关的捐款就有两项：一项如前文所述，每年由工作单位扣除一月基本工资2000元，持续数年；二是1995年青基会出版《希望书库》，从1949年以后出版的书籍当中斟选500本人文、历史、科普等著作出版，捐赠全国一万所农村学校。出版社希望作者捐出稿费，我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属于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之一，该丛书有5本入选，我们这些作者都很乐意地捐出了稿费。
不幸的是，“希望工程”很早就出现腐败丑闻。1994年1月，香港《壹周刊》发表文章，称“希望工程”7,000万捐款“失踪”之前，“青基会”从未接受过任何财务审计。但该报道随后没了下文，直到2000年才再度冒出丑闻。我曾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揭秘》一书的第六章中，专门记述分析了围绕“希望工程”腐败丑闻，检举者、被揭发者及其后台之间的较量。
举报腐败者柳杨女士及其同伴易晓不可谓不勇，记者方进玉不可谓不具良知，《南方周末》不可谓没有媒体的道德担当。但历经三年的举报与扒粪过程，在中宣部的强力干预下，以检举者被彻底打击、《南方周末》与记者被迫沉默告终。《南方周末》在中宣部强烈干预下，被迫撤掉 2002年3月21日原拟发表的“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文章，导致当天出现“一报两版”（有少部分已经印好的报纸已经流入市场），此后不再过问此事。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主要证人易晓被诬入狱，冤案至今蒙尘。而另一位证人柳杨女士在经历了多年颠沛流离、饱受惊吓、贫病交加的生活后，于2006年4月6日黯然离世。这位腐败检举者所遭受的痛苦，竟使方进玉悲伤地承认“死对于柳杨而言是种解脱”。
伸向慈善捐款的脏手到底有多少？
伸向善款的脏手到底有多少？当年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常务副会长）的仕途或可说明情况。徐在丑闻风波后调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香港《明报》记者在采访徐时当面问及：有消息指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反映希望工程违规情节“比较严重”，徐永光微笑回应说：“这个问题呀，事实上，就是说，我个人如果有腐败，今天不会给你说话，绝对没有，你放心。”
也就是说，伸向“希望工程”的脏手不止徐永光一只，还有比他更大更黑的脏手，否则徐永光难以全身而退。雅安地震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被网友嘲讽为“黑十字会”。曾有红会内部人提出重查郭美美案，没想到郭大小姐牛气冲天地发表微博与性爱视频，来了一个露骨的反威胁，迫使红十字会领导出面声明红会并不打算重查此案。
鉴于红十字会惨变为“黑十字会”的经历，中国123家公益基金会为了赢得社会信任，于4月27日在中国基金会中心网首页推出“雅安地震基金会善款物资使用情况信息披露”栏，公布了10.94亿元善款与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但我认为，这只是中国公益基金透明化的第一步，如果其中的关键环节──中国政府不改弦易辙，仍然坚持“捐款经济学”三原理，中国公众与企业的“捐款疲劳症”会日益强烈，最终导致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死胡同。
中国早就从贫穷之国成了多灾之国，中国政府也反复强调“多难兴邦”。不过，精通“坏事变好事”这类唯物辩证法原理的中国政府，积多年扶贫救灾之经验，创立了世界罕见的“捐款经济学”。随着这一社会主义特色的“捐款经济学”渐成体系，中国人的捐款疲劳症也日益严重。
“捐款经济学”的三大原理
概括而言，中国特色的捐款经济学有三大原理：
第一原理：慈善捐款成为政府的“第二财政”收入。
中国政府一向将NGO理解成“以民间组织名义出现的政府组织"，慈善要做，但肥水不流外人田，得自家人掌控才放心。于是先成立数家由自家人掌控的慈善基金会，或是允许其发彩票，如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或者利用人类重视后代教育的善心，由各级政府摊派捐助，如希望工程。每逢中国发生什么天灾人祸，比如爱滋病，地震、洪水之类，由媒体发动献爱心攻势做社会总动员，让民众、企业以各种形式献上爱心，这些捐款多由中国红十字会笑纳。当捐款数量多时，如2008年汶川地震后，各基金会获得来自国际国内的捐赠高达585.93亿元，政府见猎心喜，一纸令下，要求所有的公益慈善组织将收到的捐赠汇缴给政府部门。
第二原理：所谓“捐款”其实不少带有强制性，与国家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原理同构。
中国政府利用中国的单位管控功能，层层下达捐款指标，务求完成。各单位干脆直接从工资中扣除。本人当年在深圳时，从1993年开始，每年从工资里扣除一月基本工资（2000余元）上缴给希望工程，延续了三四年。偶然还要由单位“代买”上百元福利彩票，为残联做点贡献。每逢发生1998年长江洪水那类大灾，又得自愿捐款。在单位内部，捐款多少按职务级别的规定，逐级降等。开始还接受一些旧衣物等，后来干脆下令，“要尊重灾区人民的需要”，只许捐钱。这类行政介入下的“自愿捐款”，最开始主要在深圳、广东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推行，理由是这些地区的生活水平高了，要为全国人民做贡献，以后才推广至内地。
第三原理：善款使用黑箱化。
政府部门垄断慈善捐款，却从来不肯公开帐目。据说部分没有财务审计，部分即使有财务审计也只是走过场。这一传统由来已久，只是近年来慈善捐款已成为涉及甚广的公益事业，加上传播媒介的革命，这个问题才进入社会公众视野。
2008年汶川地震与1976年唐山地震间隔近30年，中国人对灾难都有十指连心之痛，出于自愿也好，行政力量介入也好，全国人民对捐款并无怨言。只是由于“捐款经济学”第三原理的作用显性化，政府背景的最大慈善机构红十字会陷入郭美美丑闻，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的问题曝光，终于导致雅安地震之后出现反捐款活动。
北京并不反思民间为何反捐款，反而通过各单位施加行政压力向社会逼捐。为了让民间“自愿”献上爱心，政府下发通知派捐，党政事业机关、学校及公司都要求员工捐款，并提出具体的捐款数额，要求不同岗位的员工捐100至300元不等。连幼儿都未能逃避逼捐，已经披露的有北京怡海幼儿园向幼儿家长发出捐款通知。
中国慈善基金使用黑箱化是传统
我知晓中国慈善基金财务不透明这一严重问题，缘于曾被中国人寄予厚望、举世闻名的“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是 “中国青少年基金会”下设的一个慈善公益项目，1989年开办，由中国共青团中央主管。设立此基金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渠道募集捐款，帮助失学青少年读书。因其宣示的目标具有道义感召力，加上政府全力助推，一直得到中国社会各界的鼎力帮助。在许多同时起步的慈善项目当中，只有这个项目能够得到大量社会捐款。我个人与“希望工程”有关的捐款就有两项：一项如前文所述，每年由工作单位扣除一月基本工资2000元，持续数年；二是1995年青基会出版《希望书库》，从1949年以后出版的书籍当中斟选500本人文、历史、科普等著作出版，捐赠全国一万所农村学校。出版社希望作者捐出稿费，我的《人口：中国的悬剑》一书属于80年代《走向未来》丛书之一，该丛书有5本入选，我们这些作者都很乐意地捐出了稿费。
不幸的是，“希望工程”很早就出现腐败丑闻。1994年1月，香港《壹周刊》发表文章，称“希望工程”7,000万捐款“失踪”之前，“青基会”从未接受过任何财务审计。但该报道随后没了下文，直到2000年才再度冒出丑闻。我曾在《雾锁中国──中国政府控制媒体揭秘》一书的第六章中，专门记述分析了围绕“希望工程”腐败丑闻，检举者、被揭发者及其后台之间的较量。
举报腐败者柳杨女士及其同伴易晓不可谓不勇，记者方进玉不可谓不具良知，《南方周末》不可谓没有媒体的道德担当。但历经三年的举报与扒粪过程，在中宣部的强力干预下，以检举者被彻底打击、《南方周末》与记者被迫沉默告终。《南方周末》在中宣部强烈干预下，被迫撤掉 2002年3月21日原拟发表的“违规投资玷污希望工程 青基会负责人难辞其咎”文章，导致当天出现“一报两版”（有少部分已经印好的报纸已经流入市场），此后不再过问此事。揭露“希望工程”腐败案的主要证人易晓被诬入狱，冤案至今蒙尘。而另一位证人柳杨女士在经历了多年颠沛流离、饱受惊吓、贫病交加的生活后，于2006年4月6日黯然离世。这位腐败检举者所遭受的痛苦，竟使方进玉悲伤地承认“死对于柳杨而言是种解脱”。
伸向慈善捐款的脏手到底有多少？
伸向善款的脏手到底有多少？当年希望工程负责人徐永光（中国青基会常务副会长）的仕途或可说明情况。徐在丑闻风波后调任中华慈善总会副会长，香港《明报》记者在采访徐时当面问及：有消息指国家审计署的审计报告反映希望工程违规情节“比较严重”，徐永光微笑回应说：“这个问题呀，事实上，就是说，我个人如果有腐败，今天不会给你说话，绝对没有，你放心。”
也就是说，伸向“希望工程”的脏手不止徐永光一只，还有比他更大更黑的脏手，否则徐永光难以全身而退。雅安地震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遭遇信任危机，被网友嘲讽为“黑十字会”。曾有红会内部人提出重查郭美美案，没想到郭大小姐牛气冲天地发表微博与性爱视频，来了一个露骨的反威胁，迫使红十字会领导出面声明红会并不打算重查此案。
鉴于红十字会惨变为“黑十字会”的经历，中国123家公益基金会为了赢得社会信任，于4月27日在中国基金会中心网首页推出“雅安地震基金会善款物资使用情况信息披露”栏，公布了10.94亿元善款与捐赠物资的使用情况。但我认为，这只是中国公益基金透明化的第一步，如果其中的关键环节──中国政府不改弦易辙，仍然坚持“捐款经济学”三原理，中国公众与企业的“捐款疲劳症”会日益强烈，最终导致中国慈善事业进入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