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4月3日，中国国家开发银行高官宣布，为化解产能过剩造成的银行不良资产，首批债转股规模约为1万亿。2015年10月中国财政部月报显示，截止到9月30日，中国国有企业整体债务总额达到77.7万亿元人民币，超过中国GDP的总量。如今中国政府师法朱镕基时期的“债转股”故智，表明中国的银行、国企与国企员工三者通过政策性贷款的利益捆绑，已陷入一种难以解脱的囚徒困境。
中国政府为何不计成本地救国企？
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是博弈论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反映个人最佳选择并非团体最佳选择。以往，以保住国企职工饭碗为主要考量的经济政策，即用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扶持僵尸企业，使中国的国企、国企职工与银行三者陷入了囚徒困境。保工人饭碗，尊重了国企职工群体的利益，满足了国际劳工NGO与舆论的正义诉求，政治上绝对正确。但结果是用大量银行贷款维持国企的亏损运营，生产出大量销不出去的产品，结果是银行坏帐巨增，央行不断增发钞票，将通胀风险转嫁到全体中国人身上，直至难以维持。
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一中国银行在广州的分支
这种事情在美国不会发生，因为美国银行并非国有，政府不能强迫银行“为了社会安定”而贷款给企业。在欧盟等高福利国家，企业出现亏损需要裁员，企业经理与工会之间经过艰苦谈判之后，工会最后只好在拖垮企业后整体失业还是部分失业以拯救企业两者之间选择，最终会选择让部分员工失业。好在欧盟国家的失业者都有失业救济，生活水平会受影响，但不至于饥寒交迫。
中国的社会保险体制堪称全世界独一无二，工作者按其所在单位的属性，即党政事业机关、国有、私企、外企等划分等级，并无全社会的失业救济系统。私企与外企的工作既不稳定，也无制度性的失业保险。但中国的国企被视为“共和国长子”，政府给予各种政策倾斜加以扶持，无论是工资、福利还是工作稳定性，都非私企外企可比，到国企就业几乎成为中国人择业时仅次于公务员职业的次优选择。
中国政府之所以要维持国企的政治经济地位，主要是基于国企承担的政治功能：一、国企是中共执政的经济基础。通过垄断资源和垄断行业，可攫取巨额利润输送给政府；二、国企成为非正常政治活动的小金库，大量非正常的政治费用需要通过国企的平台转移和支付，可隐藏统治集团特殊的统治成本；三、国企成为众多红二代谋职之地。在21世纪前十年的国企改革中，这些红二代通过经理人持股（MBO）的方式，不费分文攫取了大额股份，在资产数亿或者数十亿的超大型国企中，持股哪怕不到1%，也是一块巨型蛋糕。
在经济扩张时期，这些大型国企因工资福利高，成为其他企业就业者羡慕的对象；到经济衰退时期，外企、私企纷纷裁员，只有国企不同，政府必须对国企工人的未来负责，这是政府与国企工人的共识，因为意识形态教育称“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能够成为领导阶级的工人只有国企工人。加之中国各地都曾发生被裁员工杀死厂长经理的恶性案件，企业管理层也不想引火烧身。地方政府以维持社会安定为由，要求银行为亏损国企发放政策性贷款，这就是僵尸企业大量产生的缘由。
国企一直是银行坏账的主要源头
中国山西一些煤矿工人等待洗澡。（2014年12月5日）中国很多煤矿工人失业
中国大型国企的负债情况，从以下几例可以管窥。
所谓“僵尸企业”，在中国股市上的A股企业当中就有266家，占比10%；集中于八大行业，即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铁矿石、有色金属等，这些企业的亏损面高达80%。中国进入“世界五百强”的企业有100家，其中16家是亏损企业。其中，中国铝业号称“A股亏损之王”，2014年度净亏损为163亿元人民币。鞍钢集团有接近800亿的银行债务，2015年净亏损43.76亿；渤海钢铁债务1920亿。
国企如此经营状况，使得中国金融系统有如得了败血症的病人，这头刚输入红色的新鲜血液（注入资金），那头就流出黑血（即坏账）。目前已经是改革以来的第三轮坏帐了，这三轮坏帐形成各有原因，但有一个原因是不变的，即银行大量贷款给国有企业。
中国银行业的坏账来源涉及几大经济领域。其中主要是房地产企业、大型国企，以及巨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以房地产业为例，全国城镇有待售住宅4.3亿平米、在建住宅44.4亿平米，合计48.7亿平米，这些积压在房地产上的贷款就足以形成压垮银行业的巨石。第二大源头就是国有企业。
中国政府刻意隐瞒银行的真实坏帐率。2015年9-10月间，国际金融业与投行界对中国官方公布的银行坏账率进行争辩，质疑中国银监会公布的那1.5%的银行坏账率。国际金融业分析师一致认为，中国真实坏账率可能高于官方数据，其中，法国里昂证券（CLSA）估算中国银行业的坏账率可能高达8.1%，是官方数字1.5%的5倍多。这意味着中国银行业有7.5万亿元人民币的资本缺口，超过中国GDP的十分之一。
上述“僵尸企业”的大量债务早就成为银行坏账。兴业策略研究报告估计，如果在两年内这些僵尸企业全部倒闭，70%的有息负债成为坏账，影响债务约10671亿，年均5309 亿。其中10%为债券，90%为银行债务。每年新增4800亿的不良债务对银行的压力甚大。为了避免银行被僵尸企业拖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将出清“僵尸企业”当作2016年六大主要经济任务之一。
“囚徒困境”是共同死亡之道
值得注意的是：银行、国企与职员三者之间不是第一次陷入囚徒困境。以东北为例，当年朱镕基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时，曾使东北国企工人大量下岗，在阵痛中好不容易开始调整并略有好转时，中国政府2003年开始的振兴大东北战略使东北国有经济再度大发展。
本次“囚徒困境”与以前那次有点不一样。在朱镕基时代，中央政府的权威远比现在高，地方政府虽然也玩点花活，但总体上还算服从。如今中央政府说要出清“僵尸企业”，却遭遇“僵尸企业”管理者与地方政府合谋，隐瞒企业的真实经营情况，到银行骗贷。《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东中西部10余省份调研，写了篇《“过剩”企业怕断贷不惜财务造假》，指出当前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等行业有不少企业完全沦为靠借债维持生存的“僵尸企业”，但部分企业为防止银行断贷造成资金链断裂，有意在财务上弄虚作假，亏损报成盈利，以继续骗贷。该文引用全国工商联冶金企业商会原名誉会长赵喜子透露的资料，70家国有钢铁企业中，仅有10家左右是略有盈利，其余全部是亏损，可不少钢铁企业的财务报表显示的却是“盈利”。“比如一家钢铁企业报表显示盈利20亿元，结果我们调查发现，这些钱是通过卖资产得来的，企业把这笔收入‘做’成了‘盈利’”。这种情况加剧了银行的不确定风险。
这种状况正好符合囚徒困境的一个主旨：囚徒们彼此合作，坚不吐实，可为全体带来最佳利益（无罪开释）。企业骗贷以继续生产，管理者与职工都可以继续“工作”，地方政府因此不必面临失业工人的抗争，这种把戏最初可以得到银行配合，因为银行是国家开办的，钱是储户的，银行管理者也需要与地方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坏帐最后自有中央政府想法清理。
可以预见，2016年中国政府在去产能（关闭亏损国企）、减销巨额银行坏帐、让600万国企工人下岗这三个有内在联系的问题上，无法摆脱囚徒困境。历史的经验是：在权力体系之内，上下及合作单位均可以合谋欺骗，唯有市场不听权力招呼，比如2015年权力干预中国股市就是一例。因此，当政府被企业、员工与银行三者合作的“囚徒困境”绑架并深陷其中，最后就走上共同死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