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前，中国正式废止了曾经存在56年的“劳动教养”制度。法律界和权益组织将这一发展看作是中国逐步走向法治的积极迹象。不过，与“劳动教养”几乎完全相同的“收容教育”制度仍然没有废除。国际权益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应当尽快正式废止“收容教育”制度。女性性工作者权益代表则期望，中国能够将性工作者“无罪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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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权益组织：废除“收容”、实现“非罪”
早在2013年12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批准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至此，在中国实行了长达56年的劳教制度寿终正寝。当时中国媒体的报道说：在保障人权、尊重法治的价值取向下，废止劳教早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
几乎与此同时，总部设在纽约的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发布了一份题为《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的研究报告。亚洲促进会的报告呼吁，中国停止对性工作者的任意拘禁，废止所使用的“收容教育”制度。
将近两年时间过去，如今中国的“收容教育”制度的现状如何？美国之音记者采访了亚洲促进会北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亚洲促进会负责宣导和政策研究的沈婷婷说，虽然“收容”制度还没有正式废除，但是这个制度正在日益萎缩。
沈婷婷说：“这两年的变化实际上还是蛮多的。收容教育所最高峰的时候全国有两百多所，每年收容的人次大约有二、三十万人。从2013年底开始，很多律师和社会机构开始呼吁取消这种收容教育体系；而在此之前大家似乎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制度的存在。收容教育制度虽然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一直处于萎缩的状态，最近这两年萎缩得更快了些；这个制度虽然还是存在的，但是许多省份都已经停用了。有些地方，比如安徽省的收容教育所已经处于完全关闭了的状态。”
美国之音记者还通过电话采访了北方某大城市性工作者权益的代表。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工作地点的女士说：“我们身边所了解的情况是，现在我们这里已经基本上不收容了，要么是罚点钱，要么是拘留就可以了。收容所里基本上是空的，但是没有明文条例说取消收容。我们身边已经没有收容的案子出现，另外我们从官方收容中心那里了解的情况，现在收容所里的确是空的，也不往里抓人了。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不知道。”
亚洲促进会等权益组织注意到，一些曾经有性工作者收容所的地方，如昆明收容教育所最多的时候关押过一千七百多人，象这样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没有收容、关押了；广州和天津等地已经没有听说有收容关押的情况了。亚洲促进会的沈婷婷表示，北京的情况目前还不是很明朗，去年还有知名演员因为接受性工作者服务而被收容，所以一直到去年下半年北京还在使用收容这个系统。
沈婷婷说：“收容这个制度和劳教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很多公安系统的工作人员也在考虑：这样一个制度最终还是要取消的，因为它和法治的理念完全是相违背的。但是现在仍然没有最后的决定，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
这个目前尚未废止的“收容教育”制度，授权公安机关不经过审判或司法监督，对性工作者及其顾客进行为期六个月至两年的监禁。公安机关几乎掌握了收容教育的所有权力，包括决定、执行和监督。亚洲促进会的研究发现，在收容教育制度下， 性工作者及其顾客被长时间剥夺人身自由，但他们却无法在真正意义上质疑这些决定，也没有来自外部的保护。
过去几年来，中国全国人大代表、女律师迟夙生连续几年在“两会”上提出“卖淫非罪化”的建议。知名社会学家李银河也呼吁，要根治与性交易相关的犯罪活动，政府应该将性工作者“非罪化”，或者叫做“无罪化”。
在被问到关于性工作者是应该“合法化”，还是“无罪化”的问题时，北方某大城市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说：“对，就是无罪化，没有处罚就可以了。我觉得它和其它工作一样，其它工作都没有定罪，为什么只给性工作者定罪呢？就把她们当成一般的公民、一般的工作就可以了。所有其它工作都没有被定为是合法化还是非罪化，要求性工作者合法化本身就是个有歧义的说法嘛！”
这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女士还表示，性工作者应该与其它职业一样，在社会中享有平等的地位。她说：“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小规模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大规模的话就像其它服务业一样，需要办些营业执照和税务等等。而小规模的就像其它小商店、小饭店一样经营，大规模的就办执照啦。”
记者问她实现她所期待目标的前景如何，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和工作地点的女士说：“不知道。但是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