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儿子,一岁多在中国就吃奶粉,经常上火,发育也不行,牙齿也不长,也不会说话,然后在这边喝那个纯牛奶,吃了不到两个月,我小孩子牙齿全部长齐了,然后说话、走路,各方面都很好,”36岁的艾瑞克刘高兴地告诉美国之音。
作为中国移民涌入美国的“走线”潮的一部分,来自中国大陆广东惠州、目前安顿在美国洛杉矶的刘家两兄弟两家共十口人:老大艾瑞克、老二凯文和他们的妻子及各自三个孩子,今年7月以旅游签证从中国飞伦敦再转墨西哥,然后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刘老大的大女儿11岁,小女儿8岁,小儿子入境时不到两岁,目前刚满两岁;刘老二的大儿子11岁,小儿子9岁,小女儿两岁半。
“小孩子身心都得不到保障,健康都得不到保障了,我们孩子那么多,生意也没得做了,已经也没没得收入了,然后就是被迫嘛,在那里没法生存啊,”刘老大说。
目前,他们两家4个大孩子都在洛杉矶的公立学校上学,“他们都很开心,那里没有严格的条条框框,没有攀比,没有压抑,老师跟学生都是很平等,不存在像中国有时候会有体罚,”刘老大说。
举家走线人数剧增
根据美国海关和边防保护局的数据,2023财年从美墨边境“走线”来美的单身中国人占总数24,278的86%,而全家一起“走线”占比虽小,但增长速度却是单身走线的两倍。
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单身中国移民为20,969人,是2022财年1980人的10.6倍;而同期举家走线的中国人总数3,261人却是上个财年161人的20倍。
“携家带口逃离中国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增长得非常剧烈,”纽约移民律师、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执行长陈闯创说。“我觉得这种比例的上升真正体现了从中国逃出来的人的决心。你想全家出来显然意味着他们对中国已经全部放弃。”
中国正面临出生率大幅下降的人口危机,北京当局正出台各种政策试图刺激生育,而举家“走线润美”人数的剧增,正反映了中国有学龄青少年的家庭对当局教育和健保政策的不满。
拖家带口历经艰险
鲁建军一家四口和王西朋一家四口目前都安顿在纽约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他们两家走的都是经南美多国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经典“走线”途径。
“热带雨林那种陡峭的山,你一天要爬四五个,那个坡度达到80多接近90度的那种,要拉着绳子才能走上去的,”鲁建军说。
鲁建军带着5岁和7岁两个儿子,8月13日从香港出发,经过9个国家于9月15日进入美国加州。
“我这孩子是请当地人背出来的,300美金一天,身上的背包也是请他们100美金一天背出来的,”鲁建军补充。
请同时参阅: 热带雨林陡峭的山一天要爬四五个50岁的鲁建军是位政治异议人士,曾在广西与维权律师覃永沛一起开过一家律师顾问服务公司,“我们为很多普通老百姓提供了法律援助,得罪了他们(当局),”鲁建军说。他的公司于2019年10月被当局查封。他的合伙人覃永沛律师于2023年3月被广西南宁法院以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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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建军一家其实有五口人,走着一条“曲线”团聚的路线。“我老婆是去年3月份通过旅游签到的美国的,”鲁建军后来告诉美国之音,他还有个12岁的儿子在中国,“再想办法让他出来,我不能冒全军覆没的风险,毕竟走线常常有不幸的消息传出来。”
请同时参阅: 走一个我们家这盘棋就活了鲁建军说,他们在法拉盛的罗斯福大道租了一套房子。“大儿子上一年级,小儿子还要等一年才能上学。我老婆有工作,她在国内就做化妆护肤,现在在家开了个工作间,我除了带孩子外,也要去做一些,就是拉拉客;买了一辆车,帮朋友,我们中国老乡拉拉客,挣点生活费。”
请同时参阅: 在美国我们见到的每一个人都非常友善鲁建军表示,等正式拿到工作许可,想去做Uber司机。未来可能朝着外贸方向发展,“毕竟国内的制造,美国的物价,还是存在着很大价格差的,贸易方面还是大有可为的。”
初来乍到已成反贼
王西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人正在旧金山。他已加入中国民主党,并跟随该党主席王军涛等民运人士去参加抗议习近平的示威活动,并参观了六四雕塑公园。
请同时参阅: 他们的理想和行动跟我契合“因为我担心将来那种悲剧,就是文化大革命,还有各种运动,对这个生命,人的生命,还有这个大饥荒,这些灾难,肯定(重演),”43岁的王西朋说。
请同时参阅: 疫情封控让我想起大饥荒饿死那么多人老家在河南南阳的王西朋和妻子彭少杰带着18岁的女儿和9岁的儿子,今年3月中从他们居住的郑州出发“走线”,于4月1日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
“来到美国后,因为之前这边也没有任何朋友,先打了出租车到华人区(法拉盛),”王西朋说。“现在我们租的房子也在凯辛纳公园那边。”
王西朋说,孩子很快进入当地的公立学校,儿子上四年级,女儿上英文班;彭少杰已经在一家华人按摩店打工,他也找了一周工作3到4天的送货的临时工。
请同时参阅: 儿子和女儿都进入了公校王西朋全家的政治庇护案将于明年4月开庭。但是他并不认为能否获美国合法身份对他来说绝对重要。
“我能够来到这块土地上,我已经非常满意了,”王西朋说。对于万一庇护被拒绝了怎么办,他回答:“我肯定会遵守美国的法律,如果是遣返我的话,我会离开这片土地,但是,只要是中共在中国执政的话,我是肯定不会回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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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移民律师高光俊说,中国走线人多数安顿在纽约和洛杉矶是因为那里的移民政策最宽松,“收容能力、消化外来移民的能力比较强一点。”
实际上,作为庇护城市,纽约市为接待每月约一万名寻求庇护者已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市长亚当斯呼吁:“我们需要华盛顿和奥尔巴尼最终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支付应有的份额。”
尽管如此,抵达纽约市的寻求庇护者仍受到市政府的照顾:免费庇护所居住、上英文课,甚至提供上网服务。
高光俊说,由于源源不断的中国走线人的到来,法拉盛的家庭旅馆一位难求,很多服务性行业因人力供应过剩导致价格不断下降。
“我必须要强调一点,就是说华人来到这里,他们主动地会去找工,而不是一来就想要去成为一个寄生虫的方式被政府养着,”法拉盛华人工商促进会总干事杜彼得对美国之音说。
“(价格下降)对于整个社区来讲,好处还是我们自己华人社区啊,”杜彼得说。“你能服务的对象也是华人,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没有一份同胞爱,你只觉得他们的到来可能造成某一方面的影响,可是以公众整体其实是好事啊,并不是坏事啊。”
对于很多中国“走线润美”人士,由于其非法入境的性质,要想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几乎无一例外地必须寻求政治庇护。
走线人在向美国政府递交庇护申请后五个月后可以申请工作许可,六个月后就符合拿到工作许可的条件。
宁住庇所不打奴工
很多中国走线人,像鲁建军和王西朋,等不及拿到合法工作许可就去找一些临时工挣钱补贴家用。但也有人,像曹文,宁可在庇护所里苦熬也要等获得工作许可后去找一份体面的工作。
“我不想被这样像奴工一样被压榨,” 37岁的曹文在纽约曼哈顿的一家庇护所里通过电话告诉美国之音。“我到了美国了,我是在追求自由民主和尊严的,然后我如果为了这点钱,我牺牲自己的尊严,那我来美国的意义是什么呢?”
请同时参阅: 我不想牺牲自己的尊严曹文说,他毕业于无锡江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通过了美国金融分析师三级考试,拥有金融风险管理师资格,并在美国商科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中获得700分的成绩。
“2018年的时候我抑郁症就很严重,”曹文说。他不愿意住院治疗于是在家休养并最终回到湖南长沙,“我在长沙也没有工作,因为我那时候抑郁症还是比较严重,有自残的现象,然后还很绝望。”
请同时参阅: 我是个追求自由的人曹文说,他在学校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入党后就发现到处都充满着那种虚假宣传,还有那种空话和套话,我觉得根本不适应。”2010年8月,毕业后一个月,“总算没有没有软肋在他们的手里了,我就在中国当时很火社交网站人人网上宣布退党。”
请同时参阅: 入党后我发现到处充满虚伪曹文表示,他说自己是在看了美国之音的走线节目后萌生离开中国的念头的。“你们有一个专题报告,就天天有这个报道中国人在从哪里走线过来,然后我就网上去搜集其他消息。我真的就发现这是一条很可行的道路,于是我就立刻动身。对,是这样子的,所以的话,我们真的很感谢你们让我获得了新生。”
曹文说,通过整合社交网站各种走线信息他选择了较为合理便宜的服务,他的花费,加上一路上遭遇抢劫、贿赂官员,以及最后请律师办政治庇护,总共大约为两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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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对来美国他即便不是很强的政治动机,但是对美利坚的这种向往还是有某种浪漫情怀的,”前中国艾滋病权益活动人士万延海对美国之音说。
在法拉盛创办了专为新移民服务的“华人社区资讯”的万延海表示,他接触到的有些走线人比较盲目,“就是说大家都说美国好,然后在朋友的动员下他就过来了。”
有一对找他帮忙的夫妻从中国跑过来后,发现自己因非法入境背负递解令,又身无分文,陷入困境。万延海说,他们在国内有一份不错的收入,“本来不需要离开中国的。”
万延海指出,大规模走线润美现象反映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新冠疫情封控给全社会造成的强烈刺激。“实际上很多人是有严重的精神创伤的。整个社会在这疫情三年中,有一个很严重的政治惊恐。”
而社交媒体又在“走线”中发挥了纽带作用。“你看到世界各国走线来美国的这些人当中,在所有的场合,在社区里面,在庇护所里面,在艰辛的环境里,每个人都拿着一部手机在跟自己这边、前后的人沟通。”
据路透社报道,随着中国经济艰难反弹、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移民潮又重新开始。 联合国预计中国今年将因移民而减少31万人,而2012年这一数字为12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