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挂、“中国结”沿街缀饰，龙年新春布置在街上最显眼的位置，喜庆的热闹氛围洋溢在北京街头。余小姐不必加入春运人潮赶回老家，在北京迎接娘家和婆家长辈一起欢度新年。比起去年，她忍不住惊叹，今年年味浓，人们特别在意春节过得好不好、够不够红火。像是北京政府全面开放烟花炮竹，在民俗文化观念里，大家都说放炮驱邪，反映出来大家想过好年的状态。
在外企担任品牌行销的余小姐回忆去年春节正值疫情后开放出游，放假隔天的“朋友圈”遍布了到访世界各个国家的亲友，当时大家都认为，只要打开关口、对外互通，2023年经济将会恢复地非常好，充斥乐观与雄心壮志。
时间来到今年春节，余小姐直言，现在人们相对保守，因为以后可能会更不好。我把现在过好、谨慎地过。她对美国之音说：“大家已经开始知道，就是23年不好过、24年也不一定能好过的了，它有点像口红效应，就是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大家开始倾向于买廉价的奢侈品，比如口红。那这个时候，就大家觉得既然过去一年过得不咋地，那就中国人有一个习俗，就是过年要驱驱不景气的事情。”
人们在北京街边小摊上购买对联等年货。（2024年2月9日）
中国民众对经济振兴打问号
余小姐表示，放眼中国和全球经济恢复状态都没有预期好，加上美中关系、乌俄、以哈战争也间接影响复苏。她指出中国民众在放慢节奏的同时，也常以黑色幽默群嘲，像是互联网大厂经历大量裁员，社群媒体小红书出现“中产落魄三件套”，指称太太全职、孩子上私立、千万房贷三件事，让大厂工作的中产从人生山峰“返贫”到山谷。
另一方面，政府或商家不断激活民众消费，但明显消费的层次和价格比起以前略有下降，近期出现流行语“不是羽绒服买不起，而是军大衣更有性价比”，以及“不是冰岛去不起，而是哈尔滨更有性价比”，呈现中产阶级在预算紧缩后仍不愿意放弃体验，但很大程度控制成本的状态。
余小姐不讳言很多人对经济振兴的信心仍打上问号，疫情改变了“挣钱方式”，加上很多外企和媒体离开中国，她认为这具有双面性，一方面工作机会骤减，中国和外界联络减少，走向更狭隘的方向；另一方面外资撤离也腾出空间给本土企业发展机会，积极在中国巨大市场站稳步伐，也拓展海外市场，比如中国新能源汽车、电商和快消品，都是非常重要的出口资源。余小姐认为，龙年有经济回温的可能性，尤其东南亚市场机会多，但机会是留给中国企业、外企或普通民众，尚未可知。
北京后海迎接龙年到来的巨龙装饰前两名女子在自拍。(2024年2月8日)
春节经济 国货消费成亮点
不同于民众相对保守，中国官媒《人民日报》1月30日报导北京春节以《福满京城、春贺神州》为题，全力举办近万场文化活动。《北京日报》2月2日指出，春节景观布置遍布北京近千条主要大街、3000余条小巷，是历年布置范围最广、内容最丰富一次。这都看出中国不遗余力营造热闹节庆氛围。
在河北保定的李小姐有一双儿女正值学龄前阶段，赶在小年夜带孩子到超市买年货，她描述今年年味比去年浓、到处都热闹。她也带孩子走访灯展、庙会等年节线下活动，走亲访友聚会，塑造传统文化的氛围。
李小姐回顾这一年，生活重心在孩子身上，感叹育儿成本高带来很大压力，安排早教班、兴趣班或选择公私立幼儿园，端看家庭经济的承受能力，像是尿不湿和奶粉等必需品，需选择可承受范围内的品牌，她表示现在常选购国产用品，价格合适、质量也好、生活都能满足。
《环球时报》2月4日指出春节是中国全年消费的风向标，其中科技类、文化类和国货消费成为龙年春节的热点。报导也引用《国潮品牌年轻消费洞察报告》显示，国潮热度比10年前增长逾5倍，78.5%消费者偏好选择中国品牌。李小姐表示“消费从简”变成流行，社交媒体大幅宣传“消费降级、断舍离、去物欲化”，跟大经济环境有直接关系，她笑称有孩子后很少买自己的东西，之前消费没有升级，所以也没有消费降级的落差感。
青年“躺平”只是世代差异？
经济不振除了造成消费模式改变，做为大学讲师，李小姐也观察到今年“青年躺平”被热烈讨论。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从2023年1月17.3%到6月21.3%节节攀升。台媒中央社2023年10月4日报导社会风向改变，原本“内卷”过度竞争的年轻人在进入社会后选择“躺平”，反映出在大环境下的挫败感。
李小姐认为新一代年轻人并非躺平，而是想法灵活，不受传统局限。她解释00后从小接触高科技、AI、直播，现在信息公开透明，就业发展方向清晰，机遇和上个年代不同，选择也不同。
李小姐对美国之音说：“年轻人还挺有冲劲的，我倒没有感觉就是说躺平，他们对于未来还挺就是满怀希望的那种状态。20到30、35岁之前这个阶段，他是一个在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他要去选择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想法会跟我们不一样，工作的这种性质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就是比如说我要去找一个公司、我要踏踏实实去上班，可能也会不一样。”
对于“躺平”现象，长江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陈歆磊也提供不同思考角度，他认为一方面可以说现代年轻人比上一代缺乏斗志，但同时也是思维差异和新世代自我与自信的特质。
陈歆磊指出，回看中国过去50年经历改革开放，思想经过剧烈改变，有明显而且巨大的世代差异。上一代愿意吃苦，从小被教育应该要遵循社会期待的道路；这代年轻人却不一样，不愿意趋同，有自己想法和生活态度，他们更聚焦自身“我干什么会更有意义？我想干什么？”
陈歆磊对美国之音说：“90后（世代）、00后和70后、80后，差得非常地多，像70后很难想象说，是我能找到工作，而我不去找，甚至是因为我不愿意加班，这是不可想象的。但现在的人就可以，我用不着那么拼命去买房子，我也买不起，那我就租好了，对吧？谈恋爱很麻烦，我也懒得谈，我也不想生孩子。这就是他这一代的特质，他相对来说更接近西方的这一代。”
陈歆磊表示年轻人不愿意就业，并非找不到工作，而是不想工作。家里条件好，父母也能养他，再待两年不工作也没问题。加上这一代多独生子女，亚洲传统思维的父母资产都给孩子，提供孩子财务靠山，造成中国一线城市99%年轻人买不起房，但父母帮忙买。
陈歆磊直言，“我们那一代人，要是存款里没钱，你会辞职吗？你会出去旅游吗？”现在社会感到惊讶，若再延续两三个世代，就见怪不怪了。
李小姐以教育者的角度建议，现在处在经济疲弱阶段，工作不易找，新的一年优先求稳，保持学习、提升专业能力，再等待未来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