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和CGTN报道称：根据中国国家医疗保障局最新数据，7月至9月期间，中国跨省医疗费用直接结算数量达到3640万笔，更多农民工能够在不同省份就医并受益。截至目前，中国的基本医疗保险已经覆盖了约13.6亿人，覆盖率超过总人口的95%。
然而，在中国农村地区，农民工和老年人面临的境遇却跟政府的宣传大相径庭。他们抱怨称，辛辛苦苦省吃俭用交的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每年都被清零，而且农村户口所缴纳的医疗保险很难覆盖在外省市就医的高昂费用。
广东省梅州市的村民吴小雨指出，中国政府发布的这些官方数据与宣布全国脱贫一个意思，对于那些急需救助的农村居民来说，所谓的全面覆盖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
中国农村的医保现实
“我父亲生于1955年，2023年7月因患肺癌在老家去世。因缺乏医疗保障，我们每年都得帮父母购买农村合作医疗，起初每年10块钱，去年已经涨到了350块钱。在农村地区，虽然交了合作医疗保险，却没有免费体检项目。门诊和许多药品也不在保险范围内，需要100%自费，”吴小雨告诉美国之音。
吴小雨提到，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他们每年都会自费为父母做体检。然而，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的防控政策，体检时间被推迟，直到2021年父亲被诊断患有肺癌，却已经是晚期，无法手术，只能接受保守治疗。
“2021年6月被确诊患有肺癌后，我们迅速将父亲转至广东省人民医院接受治疗。然而，医院并不报销治疗癌症所需的进口药费。为支付高额医药费，我们家砸锅卖铁，四处借钱。最后，在2023年初，为了不再拖累我们，父亲决定放弃治疗，于7月永远离开了我们……”吴小雨说。
吴小雨强调，在疫情期间，由于缺乏真正的医疗保障，村里很多人感染死去，疫情结束后，附近的每个村庄都死了至少10个老年人。
“共产党对外宣称的疫情防控成功，实际上是以中国人的次生医疗灾害为代价。不仅我父亲因为疫情封锁导致病情恶化，我的外公在疫情解封后也迅速感染并去世。那段时间，村里的道路被铁皮、栅栏和石头堵死，禁止出行。村里唯一的卫生所人满为患，早上高烧的病人要等到晚上才能看医生，村里很多老年人都死了，”吴小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河南省郑州市的村民常春花生于1960年。她的母亲出生于1925年，父亲出生于1924年，她和家人曾多次就医。大约20年前，她开始为全家人交纳农村合作医疗费用。
“合作医疗年年交，年年涨，最初每年10块，交完村里给开个条，上面盖章，生病时拿着条去村医疗室购买药品，里面的钱用完就没了，用不完累积到下一年。后来钱越交越多，却年年清零，不用的话钱也没了，”常春花说。
常春花指出，农村医疗对患有慢性病的人相对有利，住院费用可以报销。但对于健康人来讲，每年缴费都被清零，实际上等于向政府缴纳捐款。
“由于父母年事已高，我每年都不得不交，没有一年例外。2008年农历十月，母亲在老家的市中心医院接受了骨科手术，住院、检查、输液等费用共计3万8千元。乡里的医院可以报销70%，却没有手术技术，我们不得不去市医院，最后只报销了45%。如果是外市医院，报销比例更低，只有20%，”常春花告诉美国之音。
常春花回忆，在母亲做完骨科手术还未康复的第二年（2009年）6月份，她丈夫也因摔断右胳膊住进医院。由于丈夫在外市务工，选择了附近的骨科医院，接骨手术一共花费2万多，但医院告知他们，由于跨市就医，只有5千元可以报销。
“2023年9月，我在北京打工期间因为左侧膝盖劳累过度而住进了医院。我先后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警医院接受了治疗。然而，在农村交的医保却完全派不上用场，1万多元的医药费全部得自费支付，”常春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常春花表示，在农村，交纳合作医疗费用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如果任务完不成，大队干部和驻村干部会挨家挨户强制收，尽管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已经购买了五险一金，不需要参加合作医疗，但村干部却说只要户口在村里，就必须交费。
“在农村，有些病是天灾，有些是人祸。1993年初我怀孕四五个月的时候，中国正在进行计划生育，农历正月二十的晚上凌晨1点，乡计划生育小分队翻墙来到我家。母亲把我藏到床下，父亲用手按住门插板，他们用手电筒照着我父亲的眼睛，让他开门。被拒绝后，他们直接用小刀伸进门缝割破了我父亲的手。我被他们拖出来时，已经吓得神志不清。当时胎儿四五个月，正是发育心脏的时候。由于过度的惊吓和整个孕期的心理阴影，胎儿在出生时就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我觉得他们比土匪还可怕，”常春花说。
常春花提到，她被抓走后，家人四处借钱，请求亲戚朋友给乡里负责计划生育的领导送钱，才勉强保住了孩子的性命。然而，孩子出生时便患上了先天性心脏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直到2003年，孩子已经10岁了，他们才凑齐了心脏病手术的费用。
“由于惊吓过渡，我遭受了极度的恐惧，孩子并不是单一的心脏病，而是好几种心脏问题，为了寻求更好的治疗，2003年，我们来到北京求医，找到专家给孩子做心脏病手术，治疗加上给医生的红包，总共花费了3万多，没有人为我的孩子负任何责任，更没有任何报销。直到现在，每个晚上我都在梦中拼命奔跑，追赶我的是计划生育小分队的人……在这个国家，农村人都不配活着，”常春花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农村百姓的医疗困境
钟磊来自湖北省仙桃市。2017年8月，他的父亲因患肠癌住进了湖北省宜昌市中心医院。手术后，病情于2021年再次恶化，扩散成肝癌。在医院里，他的父亲每天需要接受输液，少则七八瓶，多则高达15瓶。2022年1月19日，由于不想再拖累家人，他父亲选择放弃治疗，最终于2022年年底离世。
“农村人根本没有医疗保险的覆盖，很多病在乡镇医院无法治疗，而大医院的报销比例非常低，即使买了合作医疗，很多药物依旧需要全额自费购买。从父亲住院到去世，我们花了50多万，最严重的时候每天都要输液15瓶。我们借遍了所有能借的钱，但最终真的拿不出一分钱了，我父亲心疼我们，坚持不再接受治疗。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我们真的连狗都不如……”钟磊告诉美国之音。
钟磊来美国后，他们村的妇女主任再次联系他，要求他购买合作医疗保险。尽管他拒绝了，但妇女主任却联系了他孩子学校的老师，要求孩子回家告诉父母购买今年的医疗保险。
“每年购买合作医疗，村干部都有任务指标，完成得越多，他们奖励越多，因此才会用各种手段来推销。2021年7月，我妻子在湖北省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生孩子，花了1万2千元，这还不包括额外的剖腹产疤痕修复和医院认可的婴儿用品购买等费用。由于户口在仙桃市，最终只报销了500多元，仅相当于总费用的4%，”钟磊说。
张文迪生于1976年，来自吉林省长春市。2007年之前，她未缴纳过医保费用，所有看病费用完全自费。她的父亲，生于1941年，曾在单位交过医保，但在1996年患上脑淤血后仅存活了5个小时，并未使用医保。而她的母亲，生于1943年，在18岁时经历了文革时期的批斗，由此患上癫痫，一生都在服药。由于母亲是城市职工，医保能够报销95%的费用。
“我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照顾我的妈妈，从有记忆开始，就知道她癫痫发作时必须侧身，以免被呕吐物呛到。有一次她在倒开水时突然发作，把开水倒在自己的腿上，我放学回家时，她的小腿已经被烫熟了。有时候早上好好的，到了放学回家的时候，她的脸上满是血，甚至有一次鼻梁摔骨折。母亲73岁时患上了脑梗，77岁离开了我们。我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从小到大，我妈妈从来没抱过我，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病。我爸总是说，你妈得了那么严重的病，你们兄妹四人能健康长大真是一个奇迹，”张文迪告诉美国之音。
信本江来自山东省济宁市汶上县寅寺镇，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合作医疗，2020年冬天，他父亲在汶上县医院做了心脏搭桥手术，他表示交了这么多年，就用过这么一次。
“近几年，很多药品不给报。说是可以报销，但结账时总是被告知不在报销范围内，有些药还需要自费去指定药房购买，在县城看病报销比例相对较高，市里报销的比例少得多，越高级别的医院越不给报，我父亲住院一个月，基本上天天检查，量血压、造影、拍片子，短短一个多月花了8万多，春节过完去医院打单子，报了4万，按规定县城应该报80%，事实上都达不到50%，”信本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董晓丽来自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2015年来美国之前，她在石家庄市一家超市当了8年导购，没有五险一金，也未参加过农村合作医疗计划。
“2006年，我在藁城中医院生孩子，花费了大约5000块钱，在我们那算便宜的。产前检查和生孩子全部都是自费，没有拿到一分钱补助。和我一样，农村人生孩子都需要自掏腰包。老年人和孩子同样没有医疗保险，看任何病都得全款自付。在农村，老年人每月只能领取100多块的退休金，维持基本生活都不够，更别提支付医疗费用了。许多老人只能跟孩子住一起，生活很困难。当时我每月工资3000多，寄给父母1000块钱，还要养活孩子，支付房租，生活压力太大了，根本活不下去，”董晓丽告诉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