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加强对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的私人出国旅行限制，措施包括禁止海外旅行、审查海外关系、加强审批和保密培训。这些限制不仅适用于高级政府官员，也渗透到普通公务员和国企员工中。专家表示，限制措施背后反映了习近平在与西方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对国家安全的关注，以及是对西方影响的担忧。
观察人士指出，过去两三年来，中国实行的护照限制政策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大，目前已经到了变本加厉的地步，就连一般的公务员、银行员工、教师、医院人员、保险和金融从业者等编制内人员全都在所难免。北京市一家市属国企银行中小微企业贷款负责人黄先生告诉美国之音，从一开始他就感到，这种限制措施侵犯了员工的基本权益。
银行、学校和员工权益的较量
黄先生介绍说，他2006年加入银行，单位对护照的管理在2015、2016年之前非常严格。每位正式员工的护照、港澳台通行证都必须交给单位人力部门备案和留存，如果需要出国，员工必须提出申请。大约2016年之后，普通员工可以将护照保留在自己手中，而中层以上干部则由单位保管。
“除了交护照，每年我们都要填写领导干部廉政表，其中一项就是出入境情况申报。此外，银行内部还有员工系统，需要每年更新护照信息。我从一开始就认为，单位要求收取员工护照是对员工利益的侵犯，”黄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黄先生认为，银行管控护照的原因是银行信贷人员需要进行企业调查，掌握国家重要企业和部分大型企业的重要信息。这些调查涉及企业的方方面面，包括上下游关系、技术、客户和盈利模式等，如果掌握这些资料的人随意出入境，可能泄露企业信息。另外，现代技术手段高度发达，一些银行从业者如果心怀不轨或受到诱惑，很容易将银行金融资产进行转移。
“不仅仅是我们银行，包括工农中建交这五大行都有明文规定：除了收护照，银行工作人员和银行大厅人员均不得接受任何采访。一旦出现负面舆情，总行办公室会用统一话术进行回应，”黄先生在远程连线时告诉美国之音。
当美国之音向北京银行的理财客户经理张女士就护照限制政策进行远程询问时，她表示：“很抱歉，我们有规定，未经报备不能接受对外采访。”
江西省某大学的行政管理工作人员熊小芳表示，她于2005年加入学校行政部门。在2016-2017年期间，学校要求中层（副处级）以上干部只要持有护照就必须上交，而县区的学校则对所有公职人员（包括编制内的教师）一律实施护照上交政策。
“过去，这个规定只适用于处级干部，但疫情之后，逐渐扩大到了所有教职人员。2016和2017年期间，由于我是科级干部，护照还在自己手里。然而，到了2022年，学校发布新的内部通知，要求所有人都必须上交，如果计划出境，需要层层报备。然而我认识的一些同事，即使按规定走了报批手续，也不能出国。此外，学校每年的廉政报告中，包括普通员工在内，都要详细交代孩子在哪里留学、开支情况、海外存款、国内房产等等。我认为这些政策和限制护照一样，都是假大空的东西，因为真正有实权的人早就把财产转移到了父母或孩子的名下，这些政策根本限制不到他们，”熊小芳告诉美国之音。
前政府官员的亲身经历
安徽省人事局前政府官员朱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透露，2000年，他正式成为政府官员，2012年办了因私护照，当时没有受到限制。然而，自2018年修宪以来，中国护照政策变得异常严格。政府要求公务员填表上交护照，一旦未交，单位领导和经办人都会受到处分，形成“连坐”压力。此外，公职人员还被要求在手机上安装监控软件“政治强国”。
“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我曾以真实公务员身份去美国和欧洲旅游，甚至在返回国内时还给同事带了礼物，当时没有任何限制。护照政策真正严格实施始于2018年修宪之后，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期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政治学习变得频繁，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了政治资料和语录，仿佛变成了‘红色’的海洋，这种氛围让我联想到了文革时期，”朱先生说。
朱先生称，他们被要求填表，交代是否有护照时，起初很多人填没有，但接着就像政治运动一样，审查一轮又一轮，从中央到省，再到市。查一边你有没有护照，你说没有，过一段时间全国范围又查，再问一遍有没有。
“当时单位人事科的科长怀疑我有，因为以前出过国，我说早就过期了，他表示如果你不交，在组织上不老实，属于政治错误，后果自负。因为如果有人护照没交，经办人、单位的领导都要受到‘连坐’处分，比如单位有500人，499个都交了，剩下一个没交，一经查到所有经手人都会受到牵连，”朱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朱先生回忆2012年他曾去美国洛杉矶、旧金山和亚利桑那州的一些城市，有一次在夏威夷的瓦胡岛迷路了，在路边拦了一个人问路，因为英语不好，就拿地图给对方看，对方在手机上查半天之后不确定怎么走，随后示意他等着再去问别人，最终拦下一辆汽车和司机讨论10分钟之后，把他送到了酒店门口。
“说实在我很感动，根据我在中国的经历，他跟我素不相识，且无求于我，我和他今生今世不可能再有交集，包括车里的那个人，他们却热情的帮助了我，当时我就想，一个国家的人都这么善良，国家一定不会差到哪里去，出国之前我对美国和欧洲只有感性认识，没有理性认识，有了亲身经历后我知道，中国共产党宣传的内容都是谎话，”朱先生表示。
朱先生说2012年之前，他和体制内的同事都会议论国家领导人，但2012年之后明显减少了，因为领导人要求公务员之间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揭发，因为怀有戒心，大家都不敢吱声，却又心知肚明，因为不知道有没有人打小报告，另外政治环境如此，说了也没用。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执行严格的护照政策，是为了将每个人与政府紧密绑定在一起，断绝一切逃跑通道，以确保在危急时刻，你要冲在前面，不可能有二心，你的家人也会成为人质。小学体育老师的护照都被收走，没有护照的公职人员不允许办护照，除非你离开单位。实际上我身边90%以上的体制内人员都对中国的现状感到非常不满。我的同学中包括警察、国安人员、旅行社负责人等，他们对被强制交出护照和在手机里装监控软件的政策深感厌烦，”朱先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政府管控下的民众困境
前北京律师梁少华2012-2018年曾在中国光大集团旗下的光大永明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工作，担任首席合规官（CCO），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他表示，2012年之前，护照不受限制。2014、2015年后，集团正式通知高层必须上交护照并经审批后方可使用。
“当时通知由集团党委会发布，国企内部是党管干部，公司有‘三重一大’：重大事项决策、重要干部任免、重大项目投资决策、大额资金使用，全部归党委会管，像我这种证监会命名的合规官，属于名义上的高管，其实没有实权，”梁少华告诉美国之音。
梁少华称，北京借新冠限制出国，实行非必要不外出，新冠后为了消除对外顾虑，通过不断修订办法，人民就再也出不来了。
“中国与西方逐渐脱钩，与俄罗斯、朝鲜、伊朗、阿富汗等独裁国家走近，形成新利益阵营。胡锦涛时期中西经济交流频繁，人民寄予希望，但习近平上台后政治压力大增，很多发声者保持沉默，国际对中国的看法恶化，习近平受邀机会减少，下属领导和官员的出国机会更少。加上中国外汇储备从2014年的近4万亿降至2023年的3万亿，外企纷纷撤资，政府除了用美金买石油外，还需向俄罗斯、非洲支付大笔款项，习近平就更加不愿意地方官员花美元出访了，”梁少华说。
梁少华指出，收护照和种种事件表明中国正在迅速走向朝鲜化，未来几年老百姓生活会更苦，一两代人将会被毁掉。
“尽管中国人普遍认为一带一路项目烂尾，但习近平依旧‘续费’；在哈马斯屠杀以色列人事件中，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撤侨，还协助恐怖组织……让人感到绝望，其实大家都在等着那句话：‘公交车总是在你绝望的时候才来’，”梁少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民主党执行长和人权活动组织负责人界立建指出，疫情期间很多人低价抛售房产，将资金转移到国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中国，包括很多体制内的人。
“这些人（公务员）很多都是中共政府恶行的执行者，他们曾是对访民和异议人士的施暴者，然而，他们最终也成为政府管控的对象。他们自认为是党的一份子，但最终却被限制出国，失去退路，成为政府用来维持统治和经济稳定的棋子，”界立建告诉美国之音。
界立建认为，中国经济崩溃、就业市场萎缩、大量资金外流以及青壮年劳动力的大规模离开等问题，是中国政府加强护照管控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