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取消中国国务院总理每年两会后的例行记者会的决定让不少报道中国的西方记者们感叹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也有媒体人指出，这类记者会早已成为了中国展示政治开放假象的道具，失去了实际意义。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新闻发言人娄勤俭星期一（3月4日）表示，今年的人大闭幕后不举行记者会，如无特殊情况，本届全国人大后几年也不再举行总理记者会。在人大闭幕后举行总理记者会的做法始于1991年。该记者会一直是中外媒体热切期盼的时刻，因为这是中外记者与中国总理直接互动的重要平台。
取消记者会的决定自然引起了西方媒体记者的注意。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芸在前身为推特的是社交媒体平台X上写道：“这是中国限制接触趋势的一部分，但我还是感到惊讶—中国取消了总理的年度记者会，这传统上会在这个星期的两会结束后举行。这曾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记者能直接见到高级别官员的场合之一。”
《纽约时报》的前驻华记者傅才德(Mike Forsythe)也写道：“每年一度的中国总理记者会已经成为了一种制度。虽然这场记者会的内容越来越变成是照本宣科，但这是中国政府的掌权者每年唯一一次接受质询的机会。”
不过，曾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多年的美国记者、作家张彦（Ian Johnson）和他的同僚们对这件事有着不同的感受。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总理记者会早已变得形式大于内容，它的消失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
“它从一个潜在的信息来源变成了一场空洞的宣传，” 张彦说。
张彦于1990年代担任《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并于2009年再度回到中国。多次参加总理记者会他对记者会的变化有着亲身的感受。
如今身在美国的他说，在90年代，记者会的工作人员虽然也会提前询问记者想要问什么样的问题，但记者依然可以在向总理提问时提出任何他们想问的问题。但到了2010年以后，记者们变得只能问事先提交并被认可的问题。
张彦认为总理记者会的作用已经逐渐变成了官方对中国民众宣传的一部分，让他们认为自己国家的领导能够回应外国媒体的问题，而事实并非他们表面上看到得这么简单。
因此，张彦说他并不为记者会的取消感到惋惜。
“这就像把已经死掉的东西偷偷拿走，”他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把它去掉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实际作用，而且在普通民众眼中，它有助于使党合法化。”
对于北京今年取消总理记者会的原因，《纽约时报》前驻华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在X上猜测这是李强为了让习近平满意而主动提出的：“忠诚过头从来就不是坏事。”
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中国政治研究员牛犇(Neil Thomas)则对美国之音表示，做决定的究竟是习近平还是李强还很难说。他认为，如果是习近平取消的记者会，那代表习近平担心李强的影响力变得过大。而如果是李强主动取消的，则表明他精明的上层管理和对幕后政策的影响，这对中国的经济政策来说可能是个好兆头。
不过无论如何，牛犇都指出这意味着习近平权力的强化。
“结束总理记者会是巩固习近平作为中国政治焦点的地位和降低其他领导人的形象和潜在知名度的又一举措。” 他说。
在中国的经济依然没有从新冠疫情后的低迷中重振的背景下，吸引外资变得格外重要。前驻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詹姆斯·吉莫曼(James Zimmerman)认为，总理记者会的取消无助于恢复外国资本对中国的信心。
“如果没有新的想法（或政治意愿）来应对未来的经济困境，又何必接受媒体的提问，” 他写道，“这不是提振投资者信心的好信号。”
（美国之音记者江真和林枫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