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低生育率正面临着“不愿意生、养不起、生不了”三大难题，尽管一些地方政府陆续发放“真金白银”来奖励生育第三胎，但成效似乎有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几位中国女性表示，房价太高、子女教育费用太贵、工作可能面临不保、以及谁来带孩子等因素是她们不愿意多生的主要考量。追根究底，经济因素是关键，而政府提出的奖励方案只是杯水车薪，不具任何吸引力。
为奖励生三孩，今年以来，山东、广东、浙江、河南、云南、湖北等地陆续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发放生育津贴和育儿补贴，加强住房保障支持等。其中，武汉最大方，武汉东湖高新区对2023年1月1日后生育三孩及以上子女的家庭，每年每个孩子可享受育儿补贴1万元人民币，最长可补助至6岁。也就是说，第三孩补助最高可达到6万元。
杭州自9月10起也推出新的生育福利政策，二孩家庭可获7000元津贴，三孩家庭25000元。
上海Yipeitong培训中心正在培训妇女成为有照顾新生儿技能的保姆月嫂。（2023年3月2日）
网友反应冷淡
不过，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对于“武汉一地三孩家庭可领6万元”的讨论几乎一面倒的“吐槽”。微博上就有网友说：“富的不在乎这6万也会生，穷的给了这6万也起不来太大的作用。一次性6万，又不是一年6万领到18岁，更不是一个月6万，瞎激动啥，算下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所需的培养费，保证你不想生。”
也有网友说：“生育完后还是要面对工作的压力和家庭的琐事，累死，一个都不想生了，别提三个了。生病了都一起生，如果没有一个负责任愿意一起分担的伴侣，也没有老人帮忙，人生直接进入地狱模式。”
中国《都市快报》在9月1日针对武汉的生三孩6万元奖励举行“你打算生二孩三孩吗”的网络民调，结果显示打算生的人有205人，不打算生的有1538人。不打算生的是打算生的7.5倍，或也反映出时下中国民众对于生三孩的消极态度。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低生育率面临三大难题，分别是不愿意生、养不起和生不了孩子。中国政府现在是在“养不起”方面做点“小文章”，但大量的年轻人连婚都不敢结，连一个孩子都不愿意生，“那你奖励三孩对他们有什么用？”
他表示，中国几十年的计划生育宣传已经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不愿意多生孩子，政府已经很难逆转这种观念，并且社会经济环境的改变也让中国女性的结婚年龄推迟到30岁左右，很多女性到30岁生不了孩子，或是生了一胎之后，想生第二胎已经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在“不愿意生”和“生不了孩子”之外，政府希望能从“养得起”的方面着手提供诱因，但成效可能很有限。
聚集在北京一处劳工人力市场上寻找日结薪水工作的工人。（2023年8月15日）
可支配收入低
易富贤表示，中国在“养不起”方面有几个重大问题。首先就是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很低，只有经济成长率（GDP）的43%，国际社会一般是60%到70%，比如说美国已经超过70%了，日本、欧洲等国家也是在60%以上。
易富贤说：“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这么低的话，他养一个小孩都养不起了，要养两个小孩、三个小孩根本不可能，你靠政府这些小补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其次，就是中国的房价太高。他说，中国的房地产总值高达450万亿人民币，是人口经济生产总量的4倍，美国是1.6倍，日本是2.1倍，而中国为了怕房市泡沫破裂，又不让房产价格下降，“这么高的房价怎么生孩子？”
易富贤说，第三个养不起的问题就是现在的中国青年失业率很高，今年6月中国政府公布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1.3%，之后再也不敢公布了。青年失业率高意味着年轻人连工作都找不到，更不敢结婚，自然也就更加不敢生孩子。他说，生育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跟大环境都有关系，单靠发钱奖励生育的效果不是很好。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人口和家庭监测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女性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已降至1.64个，一线城市的育龄妇女的打算生育子女数降到1.29个。此前，中国女性在2017年的数字为1.76个，2019年的调查为1.73个。这也代表中国从2013年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一直到2021年《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孩子以来，尽管不断推进支持生育的政策，但民众对于生三孩还是兴趣缺缺。
房价太高
中国民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同时表达了住房问题是首要考量，其他还包括孩子的教育花费很高，工作受到歧视，没人帮忙照顾小孩等，都让很多人对婚姻裹足不前，更不用提生三孩。
今年38岁的小亮，住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目前单身。她说，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里，不婚族或是晚婚的人特别多，经济因素是主因，因为在中国，房子是结婚的“必须品”。中国有一句俗谚说：“生男是建设银行，生女是招商银行”，意思就是房子是男生要准备的。可是中国的房价又很高，所以光是结婚买房本身的压力就已经很大了，一开始小夫妻可以先买一个小套的房子，生一个或许还能挤一挤，但如果再生二孩、三孩，房子势必得换更大一点的。
小亮说：“所以这个住房就会打击一大片的人，因为你知道在中国大陆能买得起房子的人是不多的，然后如果在北上广深这个一线城市能买得起房的更是凤毛麟角。”
职场霸凌
小亮并表示，职场霸凌也是让妇女不敢多生的另一个原因。很多企业对于雇用女性总是有比较多的顾虑，认为女性一但成为母亲就无法专注于工作，怀孕、育儿和家庭琐事会让她们分心。
小亮说，虽然中国有相关的劳动法规写明雇主不能因女性劳工结婚、怀孕、分娩或育儿而要求女性劳工离职或作为解雇理由，但她就曾赤裸裸地看过身边许多案例都因为生产而遭变相解雇。她说，她有同事在生完二胎请完产假回来后，主管透过在工作上面设置重重障碍，或是架空、刻意分配很少的工作给她等方式，想方设法逼这个女生自己辞职。
她说，尤其现在疫情过后经济不景气，很多公司都裁员了，一个萝卜一个坑，人走茶凉，根本没有人敢离开工作岗位，如果生个孩子就得离开三个月到半年，回来以后工作可能不保，“这时候谁还敢生第三胎？”
小亮的陈述跟国际组织的调查结果不谋而合。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在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自从中国当局取消了实行了数十年的一胎化政策并于2016年推出“全面二孩”政策以来，与生育有关的问题已成为中国女性求职面试绕不开的话题。
报告还说，一些雇主会对怀孕的女员工实施罚款等处罚。在一些情况下，公司还可能把工作环境搞得十分困难，以至于怀孕的女员工可能被迫辞职。
资料照：一位父亲和他的三个孩子在上海家中。（2013年9月16日）
教育花费高
除此之外，华人社会在“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思维下，十分舍得在子女的教育上投资，高昂的教育成本也让很多中国夫妻对于生小孩宁可选择“少而美”。
住在南京的周女士已婚育，有一个小孩，经济条件还不错，给孩子读的是中外合资的私立学校，学费一学期将近10万元人民币。她说，她周围只要是有点钱的人，都会把小孩送去中外合资的学校读书，普通的工薪阶层就是去上公立学校，但通常周末还是会把小孩送去上各种才艺班和补习班。她说，虽然中国政府打击补教行业，但变成是私底下进行。她的孩子就是周末去补英文雅思（IELTS）课程，希望之后能出国留学。她说，这些培训费又是一笔可观的开销，所以虽然如武汉生第三胎可以补助6万元，但对很多夫妻而言并没有吸引力，因为养育孩子是几十年的工程，不是几万块就能“核销”的事。
周女士并认为，“生了三胎以后谁来带”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现在中国在家当全职家庭主妇的女性非常少，大部分都是靠老人带孩。，她有一个朋友是少数没有买房就结婚生子的，他们一开始是周间住在娘家家里，周末回婆家住，等到小孩大一点的时候，变成平日住在离学区近的婆家，假日回娘家住，一直这样两边轮流住着。他们夫妻其实一直很想生第二胎，但两方家长都说实在带不动了，不愿意再帮忙带，所以即使他们很有意愿生二孩、三孩，但他们绝无条件放下工作在家带孩子，而是必须完全依赖长辈照顾孩子，所以最终也只能放弃生二胎、三胎的想望。
伦理问题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中国人口问题专家易富贤并表示，国家奖励生育还涉及到一个伦理问题：“你生小孩到底是为自己生还是为国家生？”他说，只有为自己生才有动力，为国家生的话，讲再多也不会愿意。
小亮说，中国早期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是一个“国策”，是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去强力执行，一些农村如果多生就会被罚款；现在中国政府觉得人口少了，开始鼓励生育，她很担心“会不会最后鼓励不出来，就用政策来强逼你生？”
她说，中国民众像是一个“提线木偶”，不用说没有言论自由，现在连女性的肚皮都是由国家来操纵该生几个，“你想让我生就生，你想不让我生就不让我生，我们还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吗？这种屈辱已经完全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