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希望在三到五年内建立起遍布全国的器官捐献体系，改变主要依靠死囚来获得移植器官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主要使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的国家，并因此经常受到人权组织的谴责。
*黄洁夫：政府决心取消死囚器官捐献*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最近表示，在中国，长期以来，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囚，而取消死囚器官捐献的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
中国正在进行公民人体器官捐献试点。上星期在杭州举行的一个会议透露，启动两年的试点工作，在全国完成器官捐献207例，捐献大器官516个，挽救540余人的生命。
这项进展跟每年约150万例器官移植的需求来比，只是杯水车薪。目前，试点在16个省市进行，当局希望在五年内扩大到全国。
*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
黄洁夫坦言，器官紧缺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器官紧缺的原因有二：一方面缺乏来自公民的自愿捐献；另一方面囚犯健康水平低于普通公众，器官质量较差。
《新京报》援引黄洁夫的话说，死囚器官的真菌感染率和细菌感染率很高。这是导致中国器官移植长期存活率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主要原因。
此外，中国现在对死刑判决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去年还减少了13个死刑罪名，从而减少了被处死者的数量。
但是不能忘记，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死刑执行最多的国家。国际特赦组织说，中国每年处决的死刑犯估计多达数千人，超过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该组织敦促中国公布每年处死囚犯的数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资料照片)
*周孝正：器官移植靠死囚太丢脸*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孝正说，器官移植靠死囚，是一件丑陋的事。
他说：“我觉得，这件事丢了我们中国的大脸了。我作为中国人感到无地自容。怎么能这么干呢？这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黑洞啊！人家同意不同意，给不给钱，钱给多少，给谁了？一系列的难题都是非常令人难受的事情啊！”
他表示，以前这种丑闻是不许说的，现在副部长公开谈论，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说明快改了。
*应加强宣传教育转变传统观念*
他说，应该加强宣传教育，转变中国人希望死后留全尸的传统观念。
他说：“一年车祸中，中国大约死接近10万人。北京一年大概死2000人。你死了，为什么不救几个人呢？如果出车祸把脑袋撞坏了，死了，但是肾没坏。两个肾，可以有两个人受益。所以说，这种事儿是观念问题。”
周孝正说，少数人已经打破传统观念了。他谈到香港社会学教授丁学良和他自己的父亲。他说，丁教授胳膊上全是针眼。
他说：“他说了，我每年至少捐四回血。他说，我是一个教授，我的工资养活全家还可以，可是我没有太多的钱去支援穷人。但是我有血。......我爸爸不在了，他活着的时候说过多少次，说死了以后愿意把遗体捐给医院做研究。”
周孝正说，中国人多，百分之一就是1300万，千分之一也有130万。所以，不会没人捐。他认为，用三到五年建立器官捐助体系，太慢了。
黄洁夫也说，如果交通事故死亡者可以进入自愿捐献渠道，“哪怕只有十分之一，就会远远超过目前的捐献规模。”
*捐献工作应公平、公正、透明*
一些调查显示，对于制度不健全而产生的不信任，其比例高于传统观念的影响。《南方都市报》说，为数不少的被调查者对所捐器官能否如期到达最需求的群体，能否实现公平、公开与透明的监督，抱有极大的疑虑。
周孝正教授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技术问题，也不仅是伦理问题，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他说：“这些有限的器官到底是给有钱的人，还是给有权的人，还是给有声望的人？中国是个官本位几千年的社会。在中国，首先是捐给了有权的人，其次是有钱的人。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说，在器官移植问题上必须保持透明，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非法器官交易应运而生*
中国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器官移植的等待者和器官捐献者的比例是5：1， 英国为3：1，中国是150：1。
器官紧缺促使非法器官买卖的兴起与发展。《南方日报》的一个调查性报道透露，在珠江三角洲，一些农民工靠卖肾解决生活中的一时之需。
卖肾的理由五花八门，有的需要钱支付女友打胎的费用，有的想给爷爷买养老保险，有的为了偿还债务，有的仅仅是想买个iPad。
一位化名何青的农民工卖掉一个肾，才得到二万元回报。他花250元租下一间房，用9000元还了一半的信用卡债务，又买了台电脑，换了新手机，两万元已经所剩无几。何青说，他有点后悔卖肾了。
报道说，非法器官交易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地下网络，地下中介遍布全国多个省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