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员和一些知名经济学家呼吁对中国的财政体制进行改革。他们警告说，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差距正在使已经过高的投资率更高。有关专家表示，中国在这方面的改革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需要继续扩大税收来源以及改善资源的再分配。
*中国副财长：重点在完善财政法律体系*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北京举行的“公共财政与和谐社会”的国际研讨会上表示，为了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加快财政自身的体制改革与完善，重点是完善财政法律体系，规范各种经济利益关系，同时健全与各级政府职能相匹配的财税体制，理顺政府间的财政关系。
上个星期，中国官方媒体报导说，中国将修改执行了十年之久的《预算法》以便更好地对没有编入预算的政府资金的使用进行规范。这些修改将提交给全国人大进行审核，可能在明年初得到批准。据估计，预算外的政府资金每年有3千亿到4千亿元人民币。
中国的《预算法》要求每一级政府制定自己的预算，中央以下级别的四级地方政府承担将近70%的财政负担。在对地方政府收税的能力加以限制的同时，该法禁止它们直接从商业银行进行借贷或是发行债券。
*吴敬琏：地方政府应增加间接借贷*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地方政府的责任太多，但是财政能力太小，对于它们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增加间接的借贷。据信，这些间接借贷主要是通过地方政府拥有或是控制的公司来进行的，而对于筹集的资本的使用则没有什么监督。
这些“隐蔽”的资金主要用于缓解地方财政的压力和促进当地经济的增长。中国官员和经济学家认为，地方政府一味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高回报导致固定资产投资的迅速增加，从而严重影响到中央政府控制产能过剩以及拟制通货膨胀的努力。过度投资和生产的扩大也会对环境资源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尽管中央银行采取了提高利率和加强对银行信贷的审核等措施，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在今年头5个月的年增长率仍然达到30.3%。中国经济第二季度的增长可能会超过10%，全年的增长预计会达到10%左右，经济过热增加了今后经济硬着陆的风险。
*盖保德：富裕和贫困地区政府资金转移*
华盛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前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的资深经济学家盖保德(Albert Keidel)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预算改革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政府资金转移，由于它涉及很多方面的问题，因此并不那么容易。
他说：“我认为，这需要一步一步来进行。你需要有对预算支出进行监测的能力同时又不失去对重要项目进行投资的资金。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没有一个一目了然的答案。”
*盖保德：需保持经济高速增长*
这位前美国财政部官员表示，中国自从2000年开始实行费改税以及相关的配套措施以来已经取得了不少的进展，地方政府的精兵简政对减少它们的财政负担起了很大作用。但是，农业税被取消使得政府间的资金转移到贫困地区更为重要。
不过，盖保德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过10%的速度增长并不是地方政府失控的迹象。由于中国的农村地区仍然存在大量的贫困现像，农村地区摆脱贫困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让这些地区能够获得务农以外的收入。因此，他认为，除了对一些产能和投资过剩的部门进行控制外，中国经济需要继续保持高速的增长。
他说：“政府继续改善税收和财政收入的来源以及对地方上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让政府间的资金转移到贫困地区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做并不是给贫困地区的人提供补贴，使他们继续呆在那里，而是加强他们外流的能力，在别的地区或是本省的其他地方找到就业机会。”
*盖保德：解除直接借贷的禁令？*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呼吁中国政府采取更为有效和透明的税收制度，增强中央政府对社会服务项目的支持，同时重新考虑禁止地方政府进行直接借贷的禁令。
不过，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盖保德说，实际上，有关的禁令并没有阻止地方政府进行非正式的债券发行。
他说：“有关直接借贷和发行地方债券的禁令一直是一种正式的禁令，而实际上地方政府却以征集或是出售债券来修建铁路等方式出售了很多的债券。但是，问题在于，很多钱被借贷，却得不到偿还。”
盖保德认为，正式解除直接借贷的禁令也许需要地方政府拥有严格的监管能力和纪律，而这对于大多数地方政府来说则是不现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