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受控趋缓时，开始逐步复工复产。一些投资者和市场分析这个时候也开始谈论中国是否有能力重振世界经济。重创后的中国面临复苏压力，同时忙着和美国就病毒发源地打嘴仗，似乎没有肩负起引领全球复苏重任的胃口。
金融时报在3月29日的一篇社评，则提醒中国，在率先控制疫情后，应戒慎大规模刺激，避免债务失控；但中国有责任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加大进口规模，振兴全球需求。
中国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以5,960亿美元的大规模刺激方案带领全球恢复增长。北京的刺激方案相当于2008年GDP的13%。相比之下，美国和当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刺激方案分别为1,520亿美元和1千亿美元。
金融时报社评指出，那之后信贷推动的12年给中国造成巨额债务，中国已经无力负担另一个巨额刺激方案，况且中国也不像当年那样视天下为己任。从2008年起，中国的银行总资产增涨了4.5倍，到2019年底达到41.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一半。同一时期，中国GDP增长了三倍，意味着中国这十多年强劲增长是靠借钱而非花钱所推动的。
该社评说，中国应该认识到它的命运是和这个世界联系在一起的，不论它和美国的关系会变得多糟，也不管它怎样强烈谴责外界因最初疫情爆发对它的指责，北京考虑到自身利益，需要做好准备，在全球经济复苏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该文发表大约两周后，中国发布了第一季度的增长数字。疫情对中国经济冲击之深，令世界深感震惊。美国和欧洲各国可以此预见，疫后将面临艰难的复苏。
美欧控制疫情令经济大范围停摆，失业人数骤增，需求急剧萎缩。中国在逐渐完成全面复产复工时，发觉出口市场已不复存在。
近年来，中国国内消费已经取代出口，成为推动增长的主要动力，在GDP中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但中国消费者信心恐难短时间回弹到疫前的水平。
全球大范围流行的疫情，意味着全球范围的衰退。国际货币积极组织（IMF）在4月份的经济展望中将全球增长从正3调降到负3。
尽管中国一季度GDP同比收缩了6.8%，环比收缩更高达9.8%，IMF预测中国经济进入二季度将会回弹，预计中国全年仍将会有增长，虽然增幅只有1.2%，但许多分析认为这也可能比现实看起来更温和一些。
金融时报社评虽然发表于中国一季度数据出笼前，但中国3月早些时候发布的今年1、2月经济数据，已经让外界看到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远超预期的冲击。
许多对中国官方经济数据质量缺乏信心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愿意能够发布如此惨不忍睹的经济数据感到惊讶。这或许表现出当局在面对经济问题时态度上的转变。
官方一度表现出迫在眉睫的并非经济困境，而是急于辩解和驳斥针对当局在疫情爆发初期过失的批评，甚至因疫情起源与美国打起口水战，导致美中关系陷于紧张。
金融时报的社评提出一个解决方案：中国如果想要像2008年时展示出真正的领导力，需要在保持与美元汇率平稳的情况下加大进口，巨大的经常账赤字将会是它为国际社会作出贡献的凭证，同时也有助于修复武汉疫情早期他们因过失受损的形象。
经常账曾经是美中贸易关系相关文本或新闻报道中的一个高频词。与经常账赤字或盈余相关的是贸易逆差或顺差。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多商品出口到美国，但它购买的美国产品却远不及出口的规模，在和美国的贸易中长期保持巨大的顺差，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推动力。而这种增长模式也令贸易伙伴国审视它的贸易行为和经济增长模式，对中国而言，后者是以美国对华贸易长期处于逆差地位为代价的。美国希望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产品，并批评中国操纵货币汇率，以在贸易上取得优势。这些成为美中贸易关系中一度最突出的问题。
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Council for Foreign Relations）的国际经济学者布拉德·塞策（Brad Setser），曾任财政部负责国际经济的副助理部长。塞策长期关注贸易中的经常帐平衡。
塞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是经常帐盈余国，总体上，中国供应的货物，有时候是过度供应的货物，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制造商造成压力，而同时有助于压低价格。但他认为中国仍应该加强需求。
塞策说：“我认为，当前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医疗器材主要供应国显然是有帮助的，因为医疗器材在世界范围处于紧缺状态，但是如果中国也能成为世界其他地区货物的强大需求源，那也将会大有助益。”
那么，中国是否有能力成为全球货物的强大需求源？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专家盖瑞·哈夫鲍尔（Gary Clyde Hufbauer）说，单就中国强大的外汇储备，做到这一点不难。
哈夫鲍尔说：“中国当局目前还拥有大约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因此，他们有能力维持几年的贸易逆差。”
哈夫鲍尔认为，从某种程度上，中国在全球范围购买更多货物有助全球经济，但也不能夸大其作用。他说，当前全球贸易量已经减少了15%，外部对中国产品需求量不振，而中国仍需要购买能源原材料等货物的需求却没有都少变化。
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中国会那样去做。哈夫鲍尔说：“那些根本不会有损于中国。但是，在当前这样的非常时期，让中国成为一个经常帐赤字国将会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策转向。”
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塞策也认为，中国今年不大可能会出现经常帐赤字。他提到两方面的因素：中国是当前最大的大宗货物和石油进口国，油价大跌，中国当然受益最大；另一方面，由于旅行限制，前往东南亚、欧洲和美国的中国游客数量将大为减少。
塞策认为，中国当然有能力提高消费能力，继而刺激进口更多的商品，但增强消费能力需要政策上的支持，推动一些领域的重要改革：通过削减低收入工人所缴的沉重的社会保障金提高住户收入，通过扩大公共健康支出，扩大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改革户籍制度等方式，为社会安全网筹集资金；通过这些举措，中国显然能进一步增强消费力，并最终支持更大的贸易平衡。
塞策认为中国还需要把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回缩一些，因为其中一些目标是要替换中国市场上现有的进口产品。他说：“那么说，是在我看来许多国家将可能效仿中国制造2025中的一些目标。而那样将会对中国形成挑战。我的判断是，这个世界将不不会像以往那样愿意依靠中国供应商提供重要产品。”
在塞策看来，“中国制造2025”是中国转向内在的表现。他近期在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一次关于疫后美中关系的讨论中谈到这方面的趋势。他说，如果有哪个国家能认识到通过有意识的政策选择减少工业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的话，那个国家就是中国。
塞策说：“中国的这个叫做‘中国制造2025’的自足自给的产业政策已经存在几年了。我认为它已经在影响到中国的经济。中国现在对出口的依赖已经比5年前或10年前更低了。”
谈及所谓的转向内在，塞策说，他的观点一向很明确，中国在过去10年已经在转向内在，这表现在制造业产品进口相对于中国整体产出在下降，事实上那些方面的进口量很小。他说，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是中国致力于以中国电子产品供应链取代进口的半导体产品。他还提及不是很成功的以国产大飞机取代进口飞机的努力。
在同一个讨论会上，外交关系理事会的中国问题专家易明（Elizabeth Economy）说，中国是在以自己的时间表转向内在，所以“中国制造2025”在推进中，但同时，它又不想加快推进，而是在某方面时机成熟时再推进。
易明说，也应该看到中国在一些方面有所开放，例如在保险业和金融服务方面。
易明提到近期中共在改革方面的一些表述，提及要加强推动土地、劳动力等方面的经济改革，据说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时的路线，但还要看哪些会得到落实。她认为中共内部有一部分人想要利用这个时机推进经济改革。
中共4月17日举行了政治局会议，对经济工作做出部署。会议将疫情影响下“一季度极不寻常“，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
会议把扩大内需放到更重要地位。在释放消费潜力方面，提出做好复工复产、复商复市、扩大居民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
中共政治局会议上还首次明确提出，要支持企业出口转内销。中国当局希望帮助出口企业以向内转向，但没有提到加大进口力度。
中共当局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仍然强调稳是大局，并提出的“六保”，即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量是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有的观察者认为，中共近来在一些场合做出的改革表述不表示它也会在近期进行大规模的市场改革。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在最近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所有这些对市场化的呼吁都伴随着直接或间接地提及利用共产党和国家的权力来执行政策和实现经济目标。
外交关系理事会的经济学家塞策也指出中国官方在改革方面总是说得多，做得少。谈到促进内需，他对美国之音说，以这方面为主题的话说了很多，但在政策行动上却总是滞后。
塞策说：“说实话，我对中国推动促进消费的改革没什么好印象。因此我担心中国不会成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强大需求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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