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对话：抹杀六四历史，八零后九零后不答应？

华盛顿 —

在六四周年前夕，一些海外中国留学生向国内同学发表公开信，讲述六四真相。为此官媒环球时报点名批判，指责“境外势力”煽动八零后九零后，并表示中国社会的共识是“淡化”六四并“向前看”。诡异的是，此文一天就被撤下，显示当局对六四议题极度避讳。当局要从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完全抹去六四，能做到吗？中国的八零后九零后如何看待六四？他们对当局的信息封锁，有何个人感受和观察？我们请来上述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和两位联署者，请他们来分享自己的看法。

这几位年轻人是：留学生公开信的主要撰稿人，乔治亚大学博士生古懿；曾就读于密苏里州立大学的陈炳旭；旅居澳大利亚求学的吴乐宝。

古懿表示，发出公开信主要是出于作为公民的责任感，把了解到的历史真相传递给墙内的同龄人，中共政府并非他们的诉求对象，因为中共没有资格“平反六四”，就像犹太人不会要求希特勒为奥斯维辛平反一样。他承认，在留学生群体中，在多元化的商业社会中，对六四这样的历史感兴趣的只是一部分人。此外体制内教育在年轻人的思维方式上留有很深的印记，周围有不少同学回避这段历史，可能还处于对老大哥的恐惧，哪怕是身在海外。

对于环球时报指责公开信“充满‘民运味’、像是被手把手教着写出来的极端观点”，古懿回应说，环球时报的指责正好适用于它自身作为极权主义工具的身份，它很难想象人竟然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不做党的工具。这封信由他独立完成初稿、然后由陈闯创等签名者帮助修改、一些学者帮助核对事实。中共据说掌握了宇宙真理、又有真理部和秘密警察，为什么会这么担心人民被“煽动”，他们不正在通过孔子学院来煽动西方人吗? 再说，中共高官为什么纷纷把孩子送到西方上学主动接受煽动、甚至变成美国公民呢？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境外势力？

古懿还表示，他和其他签名者知道中共在海外有严密的情报网络，而且有秋后算账的传统。党媒把我们作为了国家公敌，已经有签名同学家人受到国保骚扰、自己甚至被（海外）学校警告，大概学校受到中共压力。现在的事态超过他们最初的预期，回国后面临报复恐怕也超过预期。恐惧是人的天性，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因为恐惧不说话，那么一百年后我们还会像今天这么恐惧。

对于八零后九零后与六四时代年轻人的不同，古懿表示，这几年新公民运动此起彼伏、很多参与者是我们这样的年轻人。2012年，由四川什邡市学生发起的万人反对兴建钼铜厂的示威活动，中学生喊出了“我们可以牺牲，我们是90后”的口号。我们的确少了当年的革命理想主义，但是我们多了公民意识的觉醒，越来越不容易被欺骗。如果说八九一代更关注国家自由，那么我们这一代可能更关注个人自由。自由的个人连结在一起，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陈炳旭表示，六四事件26年过去，官方三缄其口，淡化，封锁处理，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一个不尊重历史的民族不会懂得反思，那么历史的悲剧将不可避免地重演。有机会留学海外，有从不同角度了解研究真相的机会，希望更多的留学生业余时间多关注这些我们民族的抗暴斗争的历史，多思考，做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而不是工具。他说，六四让他最感动的一点是，当年的年轻学生就是他自己现在的年龄，对于他们的诉求和激情，能够感同身受。他说，九零后和八零后也许没有像六四年轻人一样为民主自由大声疾呼，但他们都关心自己周围的事情，也更不如容易被洗脑和欺骗。其实这个特点也有其长处。如果每个人都关心周围的人与事，从改变自己身边的环境做起，这样汇集起来也是巨大的改变社会的力量。他这次参与签名公开信，也是因为在美国这片自由的土地上，终于感到能以一个自由公民的身份，实践自己的自由权利，为当年的民族良心呼唤一个公道。

吴乐宝表示，他在中国大陆时，身边的同学，朋友，同事，都对六四事件不甚了解，一些八零后九零后甚至根本不知道那段历史。这是因为当局在教科书上刻意略去这一段，在网络上进行封杀，并以高压统治迫使普通人不敢谈论这段历史。他说，和六四时的年轻人相比，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对政治兴趣要淡薄一些，比如六四这种话题，他个人感觉是在同龄人中很难有共鸣，大多数人不想谈政治。但在一些网络平台，比如推特中文圈，还是有许多关注。他认为，今天尤其在习近平上台之后国内政治生态愈加恶劣，年轻一代理想主义很大程度上被中共扼杀，这并不是这一代人没有这种诉求，而是六四后变本加厉的洗脑教育，加上政治高压导致自由民主的追求被扼杀。另外，中共长期的所谓爱国主义洗脑教育，让很多年轻人以党的概念取代了国家和民族，以为拥护党就是爱国，也让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民主理念在年轻人中占上风。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让许多年轻人崇尚仇外的血腥暴力，以至于“血洗日本”“东京大屠杀”甚至“宁可哪里不长草，也要收回台湾岛”这种丑恶的民族情绪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