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47人案最后一批定罪被告进入减刑答辩:有人拒绝“求情” 有人强调深信民主

  • 美国之音

2024年5月30日,香港最大规模国安法案件“47人案”判决前,等待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前的民众。

香港的一家法院星期一(9月2日)开始处理“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中最后一批,9名被定罪的被告的减刑答辩(港媒也称“求情”)。这九人中有人没有提出减刑的申请,有人提出了有关减刑或轻判的求情,但是表示依然相信民主与公义,盼望踏出监狱的一刻,能自豪地说这些年都没有“枉过”(白白浪费)。有旁听市民称,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此案件而灰心。

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4年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47名被告因为参与2020年民主派35+立法会初选(获得过半数席位-即超过35席),2021年2月28日被警方控告《港区国安法》下“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

本案中16名不认罪被告去年2月初开始,经过118日横跨接近一年的审讯后,法庭今年5月底宣布裁决,其中14名被告罪名成立,连同开审前认罪的31名被告,总共45名罪成被告6月底开始分批减刑答辩。

星期一开始,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最后一批罪名成立的被告的减刑答辩。案件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李运腾及陈仲衡审理,不设陪审团。9名被告全部是新界东参选人,包括被认为是抗争派的何桂蓝、邹家成、刘颖匡、前立法会议员杨岳桥、陈志全、林卓廷、范国威,以及前阿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林景楠、社工吕智恒等。

有人拒绝“求情” 有人亲自陈词

代表何桂蓝的大律师特雷弗·比尔(Trevor Beel)在庭上发言,确认她过往没有犯罪纪录之后,表示没有减刑申请,也没有向法庭呈交任何申请信。何桂蓝在犯人栏内低头使用手提电脑,神态自若,对于代表律师的发言没有特别反应。

没有律师代表的刘颖匡亲自以英文陈词,他目前正因2019年7月1日立法会暴动案服刑。他表示,以本案为例,他从没见过如此公开、透明的串谋行动,希望法庭可以考虑为减刑因素。刘颖匡认为,民主派透过初选争取立法会过半数的35+议席,只是空中楼阁,实际上不可能达成,因为政府可能会取消一、两名民主派的参选资格,令“35+”失败。

刘颖匡在法庭上以广东话读出女朋友黄于乔撰写的“求情信”提及,她认为以刘頴匡的天资和才能,他本来是绝对有能力走条“正常”的路,成为律师或教师等专业人士,过安稳舒适的中产生活。但他有志从政,非为一己私利,完全是出于他对社会人民的关怀、对香港民主化的追求,期望能够为香港贡献他的才能,却不料因此卷入此案、身陷监狱,人生最黄金的时期都在牢狱中度过。

邹家成:始终深信民主的价值

邹家成透过代表律师呈上亲自撰写的求情信表示,正如他出庭作供时表示,他参政就是希望为民发声,加强在野民主派在议会内的实力,制衡非民选的行政机关,为实现真正民主化带来可能。他从未相信“ 35+” 的可能性,但他始终深信民主的价值。即使今日他为了争取民主而身陷囹圄,但他仍然相信,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民选政府”终有一天必将降临香港。

邹家成表示,由始至终他根本无意违反《国安法》,也想像不了参选本身原来已构成危害国安。 《国安法》生效之后,他一度萌生退选念头,驱使他继续竞选的,是自觉身为政治人物所肩负对人民的责任。

他说,他害怕倘若连参选人都临阵退缩,香港只会被恐惧的情绪笼罩,公民社会一沉百踩,他不忍心退选也无法离群众而去。于是在删去所有有机会被视为违反《国安法》的宣传内容后 ,他决定重新上路,与民同行,走完最后一段初选之路。

邹家成表示,他依然相信民主与公义,依然关怀弱者,依然希望香港能变得更加好,大家能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在狱中的这几年,他努力读书、修身、修心,也学习降伏愤怒与不满,学习忏侮、慷慨以及何为无条件的爱。这一切,都只为贯彻15岁以来所走的道路,毋忘初心。

邹家成坦言,不知道自己距离重获人身自由还有多久,只盼在踏出监狱的一刻,能自豪地跟大家说:“这些年我都没有枉过”。

李予信:旁听已成为日常

案中唯一获判无罪亦没有被律政司提出上诉的前区议员李予信,星期一早上在法院大楼外排队轮候旁听席,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旁听已经成为日常,希望社会继续关注47人案以及其他社运案件。

李予信说:“旁听是我们现在的日常。我想关心在法庭的不同案件,所以就来旁听。看见很多有心人都有这个共同的意识,关注不同的案件,就着不同的案件的过程或者结果都有讨论,主动的评论以及自己去表达一些感受,我觉得是重要的。”

香港大学生:听到部份被告求情后心情矛盾

案中30多名被告已经被羁押超过3年半,现年20岁的大学生阿偲(害怕被政府打击,不愿透露全名)对美国之音表示,第二次来旁听47人案定罪被告的“求情”,她支持案中每一位被告,但坦言听到部份被告求情后心情矛盾,一方面希望各罪成被告早日判刑、早日获释,但又担心正式服刑之后待遇比现在被羁押差很多。

阿偲说:“我觉得很矛盾,听到某些被告的求情之后,会令你更加想坚持,坚持应该有的信念,但同时又好痛﹗在这方面我也有些矛盾,快些判刑的话就会快些知道结果,但是判了刑之后就没有了现在比较好一点的待遇,例如探访者可以提供饭餸,以及每日都可以有人探望。正式服刑就会艰难很多,又要重新适应过。”

思考这个时代还可以做些什么?

不愿透露全名的路易斯(Louis)认识案中多名被告,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有留意之前出庭陈情的被告的证词,他希望思考除了坚持旁听之外,在这个时代之中还可以做什么﹖

他说:“之前例如伍健伟(47人案中的一名活动人士)都有发表一些自己的所谓求情,我觉得那些信息是值得阅读的,都要想想我们在这个年代之下,怎样继续下去吧,即是我们在2019年之后,怎样继续做好自己,除了去旁听之外,我们还有些什么可以做到呢﹖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Louis又表示,不会担心各被告是否会被重判,他认为最重要是,不要因为这宗案件而灰心,要继续做自己要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