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担任中兴通讯美国公司总法律顾问的阿什利·亚布隆（Ashley Yablon）出版新书，回顾他10年前向联邦调查局（FBI）揭发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禁运的内情。亚布隆对美国之音说，举报中兴让他付出沉重代价。他还预计，中兴公司今后可能还会在利益驱使下违反国际禁运制裁。
“感恩节会议”上的替罪羊
2011年10月，不到40岁的亚布隆成为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美国公司总法律顾问（General Counsel）。此前，他在华为美国公司担任副总法律顾问。根据亚布隆的说法，他在中兴负责该公司在合同、人事、合规和诉讼这四大领域的法律事务。
“关于中兴的所有调查，始于2011年11月，当时，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感到中兴和我的前雇主华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亚布隆通过视频采访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都有梦想，我们都有抱负，我当然也有。”亚布隆说：“成为总法律顾问是我的梦想职业，这是我一直想要的。”
但回顾十年“梦想成真”的情景，亚布隆现在认为，一直在为伊朗、朝鲜等被美国制裁的国家出售禁运物品的中兴通讯聘他为美国总法律顾问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在东窗事发时将所有责任都“甩锅”于这个美国人。
2011年美国感恩节前一天，中兴美国公司召开紧急会议。“在中兴通讯（美国公司），80%的办公室工作人员是持签证的中国公民。所以整个办公室只有20%是美国员工……我一个月前才刚被录用。所有的高管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都是中国人，除了我。”
亚布隆说，感恩节会议讨论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对华为与中兴启动调查的消息。
“他们转而问我说我们该怎么办？我说，我们需要找一家游说公司帮助我们应对国会调查。他们说，好吧，你去给我们找五家公司，我们会从中选一家。我说可以。但这个危险信号（red flag）的意思是，他们想清楚地表明，其实是让我去说他们都没做错任何事。所以，这本来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警示：当我们要聘请律师事务所时，他们希望我这个美国人站出来，说他们没做错什么。”
“感恩节会议”只是中兴通讯释放出的众多危险信号中的一个。根据亚布隆对美国FBI提供的证词，2011年秋季，中兴通讯总部从中国派给他三名助手，以应对美国调查。“他们都是中国律师，没有美国执照，不能在美国执业，但他们来这里帮助我。”亚布隆对美国之音说。
就在中兴疲于应对美国国会调查时，2012年3月22日，路透社释出重磅消息，报道中兴通讯涉嫌违反美国禁运令、与伊朗电信（TCI）达成一笔价值1.306亿美元的网络通讯器材销售合约。中兴内部的一份900多页的货运单显示，这批器材包含微软、惠普、甲骨文、思科、戴尔、赛门铁克等美国科技公司的软硬件产品。伊朗将这些设备用于监控国内人民。
路透社的报道一出，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理部门立刻在3月23日向中兴美国公司发出行政传唤令（administrative subpoena），要求查阅中兴与伊朗公司的合约和发货记录。
亚布隆说：“他们（中国律师）忙得不可开交，每个人都很担心。我问他们其中一个，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担心他们（媒体）是怎么得到的（信息），我们应该更关心我们需要做什么。”
这位英文名叫“玛莎”（Marsha）的中国律师对亚布隆说，“因为现在我们什么都藏不住了”。
亚布隆感叹道：“你想想看，‘我们藏不住了’。对我来说，这句话本应该成为一个真正的警示——他们在做非法的事情。”
在深圳总部“没有窗户的房间”，亚布隆举报心意已决
2012年4月，亚布隆前往中兴通讯深圳总部，目的是亲眼查阅伊朗货运单。
“我被带到了中兴通讯的园区，非常大的园区，我被带到那里一座大楼里被闲置的一层，里面没有人，我被带到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那里有一位男士坐在桌子后面，他的前面是一台电脑和一台投影仪。房间里一片漆黑，他说……你不能看合同，但我会在屏幕上给你看15分钟。所以我有15分钟的时间看这份合同。”他说。
“这份合同从中间被分隔成两半，一半是中文，另一半是英文。但当我上下滑阅合同时，看到了一个章节，英文名是‘我们将如何绕过美国的出口法律’（How We Will Get Around US Export Laws）。”
亚布隆说，合同的这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中兴通讯如何通过设立幌子公司、从美国制造商购买设备、再间接向伊朗方面转售被禁物品的流程。
他说，中兴高层向他抛出了多个试图蒙混美国政府调查的“构想”：对美国政府撒谎，否认实际对伊朗发货，或者派人到伊朗拆除电信产品中的美国元器件。
中国律师“玛莎”告诉亚布隆，中兴高层在经过协商后做出决定：销毁所有美国政府要求查看的证据记录，然后“他们会让你对他们的谎言发誓，说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
亚布隆说：“就在那个当下，我别无选择必须成为举报他们的吹哨人，因为他们在进行更进一步的犯罪。”
他解释说：“这不是过去发生的罪行，让我可以基于律师与客户的保密特权（attorney-client privilege）而必须保密。他们所做的是在未来进一步犯罪，希望我成为替罪羊。这就是问题所在。”
向FBI检举口供泄露 遭中兴死亡威胁
亚布隆聘用的一名刑事律师对他说：“我看不出你不去FBI、不成为举报人的理由”。亚布隆说：“当他说了这句话时，我意识到了我需要做什么，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容易做出的决定，但却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事。”
2012年5月，亚布隆接受了两名FBI特别探员的问话。亚布隆在他刚刚出版的新书中说，他向FBI交代了他如何发现中兴的违法计划，详细描述了中兴通讯为掩盖其违法活动如何成立一系列的幌子公司，并列出了美中两国相关人士的姓名。
他在书中写道：“FBI在一份32页的详细的宣誓口供中记录了我的描述。正如他们解释的那样，这份宣誓口供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得FBI对中兴通讯美国公司进行取证搜查的授权。”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对FBI提供的口供不久后竟被泄露。7月，美国新闻网站“The Smoking Gun”刊登了口供内容，亚布隆的举报者身份曝光。
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收到了来自中兴的“死亡威胁”。他说：“我被跟踪，我的妻子被跟踪，各种你只会在电影里看到的疯狂情景发生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看起来不正常的事一直在持续。”
亚布隆说，决定检举中兴公司后，他不得不聘请五名律师，总共支付的律师费高达六位数，为此倾家荡产。
“你可以想象，当你面临如何支付这笔钱时的压力，我已经花光了我所有的积蓄，从家人和朋友那里借了钱，还有像我在书中详细描述的那样，变卖一切，以便支付我的律师。”
他对美国之音说，向FBI检举以及随后发生的口供泄露事件给他带来了巨大的身体和心理压力。“你也可以想象，对已婚人士，这给婚姻带来的压力……还有身体上的压力。我无法睡觉。”
亚布隆2015年4月离开中兴通讯美国公司。举报事件也给亚布隆的事业带来影响。他说：“我有两三年找不到工作了。所以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我的名字留下了某种印记，还是有一种污名——‘哦，我们不想要那个家伙，他是个告密者’；或者是，‘天哪，他为中兴工作过。我们不想碰他，不想让他为我们工作，因为所有这些负面报道和所有和中兴有关的一切都很糟糕’。”
被罚20亿后，中兴缓刑结束获新生？
亚布隆目前居住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地区的普莱诺，是一名法律顾问，为法律从业人员和公司提供贸易事务咨询。
亚布隆本月出版的新书名为《对抗中国：一名吹哨人如何为了他的国家冒一切风险》（Standing Up to China: How a Whistleblower Risked Everything for His Country）。在谈到新书的书名时，他对美国之音说：“从本质上来说，我意识到我对抗的不仅仅是中兴或华为，我是在对抗中国。”
2017年，中兴通讯与美国政府达成认罪协议与和解协议，就被指控的非法出口、虚假陈述等行为，同意认罪并支付8.92亿美元的刑事和民事罚款，并被处以3亿美元的暂缓罚金，暂缓罚金的意思是若中兴通讯在七年暂缓期内切实履行协议，可豁免支付。
2018年，美国商务部指控中兴违反和解协议，中兴再次认罚，交出了10亿美元的罚款和4亿美元的保证金。扣除尚未支付的3亿美元暂缓罚金，中兴通讯共计支出22.92亿美元罚款的高额代价，创下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出口管制违规案件处以的最高处罚金额。
就在今年3月22日，美国德克萨斯州北区联邦地区法院裁定，不予撤销2017年司法部和解协议中规定的缓刑期，即缓刑期于当天届满，且不附加任何处罚，这意味着中兴解除了美国制裁中多项限制性措施，包括限制及禁止公司申请、使用任何许可证，或购买、出售美国出口的受美国出口管制条例约束的任何物品。
而FBI探员此前曾作证指称中兴通讯可能违反缓刑规定，涉嫌参与签证欺诈，其前员工被指控与人共谋将中国公民带到美国的中兴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
亚布隆说，他认为德州联邦法官做出了错误的判决。“我觉得中兴现在会感到有胆量去继续通过新的方式来做他们以前做过的事情。”
在谈到中兴是否会违反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向俄罗斯出口禁运物品时，亚布隆说：“我认为他们（中兴）有能力做到合规吗？当然，他们是一家大公司，非常成功，利润很高。但我认为他们最终不会，不管是现在、一年后，还是几年后，他们就是管不住自己。”
亚布隆：提防野心迷惑你的双眼
“我想传达的信息是，要小心你许下的愿望，因为你可能会实现它。”亚布隆说。
“不幸的是，有太多危险的信号我都没看见，其实它们很明显……它们就摆在我面前，我却没看到。我想这是因为我不愿意去看到；我希望去相信那些关于中兴、关于这个伟大（工作）机会的正面的东西。”
美国之音记者向中兴通讯美国公司、中兴通讯美洲地区合规总监发出置评请求，但截至记者发稿时都没有收到任何一方的回应。
3月22日，通讯行业资讯网站Capacity Media刊登了中兴通讯对亚布隆新书的回应。中兴公司表示：“从2018年开始，当中兴通讯的新管理团队设定了让中兴通讯成为全球合规领导者的目标时，公司已将合规作为其战略发展和运营的基石，并为公司的合规项目和文化的显著改善感到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