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日本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会晤，达成贸易战暂缓升级的临时性协议。有分析认为，这是上台以来喜好对内对外展示强硬姿态的习近平遭遇的又一次明显挫折；而上台以来一直在大力抓权、竭力展示自己势不可挡的习近平近来遭遇的最明显的挫折莫过于在香港问题上不得不后撤。
在多次强硬表示中国不怕跟美国打贸易战、有准备也有决心跟美国把贸易战打到底、不会屈服于美国的极限施压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日在日本大阪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并与特朗普总统达成暂缓贸易战升级的协议。特朗普总统随后表示，中国许诺购买美国大宗农产品。
美国特朗普政府从去年7月初开始对500亿美元、随后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并计划再对3000多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同样的关税，是为了纠正美国所说的中国拒绝履行20年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做出的承诺，通过设置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市场和非市场壁垒、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知识产权给美国造成的损害并由此获得的巨大贸易顺差。
美国与中国达成的最新协议是，美国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的25%的关税继续保持，但美国可以暂缓对来自中国的另外3000多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作为交换，中国要恢复购买美国大宗农产品。许多分析家认为，这是坚持跟美国的谈判底线必须是美国立即取消对中国商品关税的习近平在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博弈中的又一次退却。
在20国集团峰会举行之前，特朗普反复声言他对先对中国500亿美元产品加征25%的关税、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然后再将10%的税率提升至25%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同时美国获得大笔关税收入，这种局面迫使中国急于跟美国达成协议，但美国不急于跟中国达成协议；假如习近平不到日本大阪跟他会晤，假如中国继续拒绝跟美国认真谈判达成一个好协议，他就要再对3000多亿美元加征25%的关税。
对特朗普总统反复展示的这种高调施压的做法，习近平当局做出的反应是反复声言任何人都休想迫使中国屈服于极限施压，中国已经做好了跟美国长期打贸易战的准备，中国可以跟美国打消耗战，而且已经使美国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而且中国人已经做好了再过艰苦日子的准备。
与此同时，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托马斯·弗里德曼则对特朗普如此高调对习近平施压提出了批评。弗里德曼发表文章表示，特朗普采取非常手段迫使中国改变多年来实行的不公平贸易政策固然有他的道理，但是，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应当跟习近平主席好好谈判，而不是一个劲地给习近平主席难堪，使问题复杂化。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或许是因为特朗普再次之前多次高调施压的言行导致北京当局和习近平感觉丢面子，北京迟迟没有公布习近平是否会前往大阪参加二十国集团峰会。只是到了最后的几天才宣布习近平将前往大阪，并与特朗普会晤。
在会晤之前，国际间的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先前所做出的要对美国的施压以牙还牙的说法和做法显然是不可持续，不可坚持。在分析家们看来，习近平与特朗普6月29日会晤的结果显示了他们先前的预测正确，习近平在特朗普的强硬施压下再度退却。
在习近平与特朗普会晤的第二天，北京宣布从7月30日起，将外资进入船舶代理、城市燃气、电影院、演出经纪机构、增值电信、油气勘探开发等方面的限制进一步放宽或取消。自从美国特朗普政府开始跟北京进行贸易战以来，中国已经承诺放宽或取消对外资进入汽车、保险和其他行业的限制。
但北京一直没有承认这些举措与来自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压力有关。
与此同时，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喜好宣传自己是势不可挡的习近平不承认受挫和失败，但香港特别行政区当局秉承习近平当局旨意试图修改逃犯条例，使北京当局可以任意到香港抓人到公开声言司法必须是中共刀把子的中国大陆受审的企图在香港上百万人连续两个星期天上街抗议之后不得不搁置，香港特首做出公开道歉，这一事态发展非常清楚地显示了习近平当局的退却。
美国纽约时报就此发表报道，标题是“香港当局的退却削弱了习近平的铁腕形象”。
中国历史学者章立凡表示，中共当局在香港问题上的退却应当说是有特殊的背景和原因。他说： “实际上中共当局现在没有本钱在这个问题上博弈。特别是当美国和西方表现出强烈关注以后，可能北京的忧虑更是增加了。因为现在毕竟是面临G20峰会（20国集团峰会）的前夕。北京可能不愿意在这个时候使自己陷入一个非常孤立的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应该说香港市民的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
章立凡接着说，北京当局在香港问题上的明显退却也跟美中贸易战有关，与中共当局害怕由此而来的骨牌效应有关： “因为现在体制内外矛盾都很尖锐。一个是民众跟中共政权的矛盾很尖锐，一个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体制内矛盾也非常尖锐。显然体制内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不赞成继续跟美国对抗的。主要是体制内的财经官僚。 你别看（中共）文宣系在那里叫唤得那么高调，唱了很多爱国主义高调，但实际上真正的忧虑是这些实际上在真正当家的财经系官僚。他们知道中美贸易战后果的严重性。但是，在高压之下，他们只能委婉地发言。”
中国学者、在纽约出版的政论杂志北京之春的荣誉主编胡平说，这次习近平在香港百万民众抗议港府提议修改逃犯条之后选择撤退有很多原因，其中包括来自美国和德国的毫不含糊的压力，但香港民众所展示出来的万众一心显然是首要原因。他说:“第一就是港人百万人大游行明白无误地展示了民意。虽然共产党一贯践踏民意、蔑视民意，但在公开场合还不得不做出尊重民意的姿态，还说自己代表民意。因此，在民意以无可争辩的形式呈现出来的时候，那是让当局非常尴尬的。因为他不能像古代那样直截了当地专制，不管你多少人反对，我乾纲独断，我说了就算。他不能那么直来。他总是要伪造民意，哪怕是你的人再多，他也说你是一小撮。但是，别人就是显示了那么清清楚楚的、真是不可争辩的多数民意的时候，他就很狼狈。”
胡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竭力展示大权独揽、控制一切、无所不能、不可阻挡的姿态，但他在国内外的压力下不得不后退和败退的例子很多。
例如，他上台之后不久宣布所谓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美国立即表示不承认，接着派遣B-52轰炸机大模大样穿越那里，习近平当局从此不再宣扬东海防空识别区。再例如，习近平上台不久提出要恢复他的前任、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喜欢把玩弄的党内公开批评和自我批评、让部下相互出丑，声言各级干部要洗洗澡，出出汗、红红脸，但在这种做法成为社会笑料、更有人质问习近平是否也有自我批评、是否也洗澡和红脸之后，他就不再提红脸洗澡之事。
胡平接着说： “其实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方面他不断扩张他的权力，另一方他受到的挫折的时候也绝不少见。那小的事情来说，比如说“习大大”这个称呼。他本来一度表示赞同，后来就是因为受到各方的嘲笑和抵制，你看现在官方媒体上就是不提习大大这几个字了。这都是小事情了。
“另外，在贸易战之前，在国内的宣传，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一说要打贸易战，他那边就要以牙还牙，这些话一看就是习近平的意思嘛。后来就统统收回去了，好像从来就没有过一样。这都是一些很显而易见的后退。”
胡平表示，习近平近来的一系列退怯显示，他先前给自己营造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不可阻挡的神话已经千疮百孔，中国公众可以由此得到很多教益。他说：
“很多时候，一些独裁者，不仅是习近平，而且也有邓小平，甚至（权势更大得多的）毛泽东，我们都知道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是不得不后退的。毛当年文化大革命搞得那么风风火火，一个武汉七二0事件就弄得他不得不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毛泽东当时的权力比现在的习近平大得多。毛泽东尚且如此，习近平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这里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我觉得就是，没有哪个独裁者是万能的，也没有那个专制制度是万能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自动地起作用，都需要人们的合作配合等等，都是互动的关系。只有我们自己放弃我们自己的努力，独裁者的权力才会真正是完整的。重要我们坚持努力，坚持我们的抗争，坚持我们的反抗，独裁者的权力必然受到削弱，甚至被颠覆掉。这已经被历史证明是屡试不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