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徐州丰县沦为生育机器的锁链女案引爆巨大的社会舆情。在互联网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丰县和徐州市政府先后吞吞吐吐发布了四个自相矛盾的通告，由“不存在”和“未发现“拐卖行为”，到最终证实这位名叫小花梅的女子确是被拐卖的，揭开了中国拐卖妇女的冰山一角。
中国官媒谨言慎行，围绕官方四次通告发表中规中矩的简短报道,但互联网上的民间舆论向纵深发展,不断提出尖锐的灵魂拷问：江苏徐州属于中国东部经济和社会较发达地区，为什么在“全面脱贫”的“法治社会”里会出现这种惨绝人寰的现象？中国还有多少小花梅式的悲剧？为什么拐卖妇女的罪恶屡禁不止，甚至在农村大行其道？舆论倒逼出来的四份官方通报仍然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不明不白，政府有什么难言之隐？
独立时评人吴强表示，在冬奥期间，中国想给人看到的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崛起后光鲜亮丽的景象，但“徐州八孩”案让人发现，中国底层并没有变化。
他说：“我们现在看到整个事情是非常戏剧性的，千言万语很难表达。一方面最早由抖音上一些当地的宣传视频把这个事情公开出来，公众哗然。徐州当地警方公布了四份前后不一致、互相矛盾的通告。这种通告的方式本身既不尊重真相本身，也不尊重公众。过去两年，甚至过去十年以来，地方政府应对这些问题已经到了非常不动脑子、非常简单、非常无所谓的一种态度了。公众从当地警方一些很随意的态度，看到事情背后的不简单，这种态度本身是对公众一个巨大的激怒。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冬奥会，今天北京下了大雪，给这次冬奥会的人工降雪添加了一个自然的气息，但是大雪其实掩盖不了真相。这种戏剧性真的很有意思，大家一方面看到像谷爱凌，像所有光鲜的，过去十年二十年中国经济发展、崛起的这样一种光鲜的景象，但是最后公众发现实际上在徐州丰县这么一个案子背后，中国的底层社会、农村，无论是扶贫还是其他，没有任何变化。这种没有任何变化是公众特别愤怒的原因。这种戏剧性、这种在光鲜外表、强国底下的底层社会，奴役制、奴隶制的丑陋，这种中世纪的残酷，对妇女权益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犯，以及地方政府这种随意、不经意、毫无所谓的态度，让人们看到这个社会似乎并没有进步。”
“八孩母亲”的名义丈夫在舆情爆发前曾被当地政府赞许，拐卖妇女恶性事件被当地政府避重就轻、熟视无睹。公众舆论还原事件真相、倒逼政府作为。中国网民与当地政府及官媒在价值观、是非标准上存在巨大差异。《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表示，拐卖妇女是一个巨大的利益链，政府出于维稳考虑能隐瞒多少就隐瞒多少。
他说：“广大网民是出于道德义愤，而当地政府和官媒是利用谎言来掩盖，在舆论压力面前节节败退。但依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舆论的倒逼能逼到哪一步，这还很难说。要指望当局老实交代，把真相和盘托出，再做出相应的处理，这恐怕相当难。地方政府和官媒为什么会采取这种抵赖的态度呢？道理其实也很简单，因为拐卖妇女早已成了一个很长很长的利益链和犯罪链，很多人都成了这个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某一个村民买了一个被拐的妇女，首先是他的亲朋好友，然后是很多村民，就会来帮他看管这个女人，防止她逃跑，切断她和外界的联系。另外乡镇政府还会给她搞个证件、身份，给她一个婚姻证书，给婚姻一种合法的手续。这中间有一部分是金钱贿赂，另外一部分就是人情在起作用。因为乡村是个熟人社会，做起好事来，大家互相帮助；做起坏事来，大家互相包庇，这和城里人不一样。因为这个利益链条很长，很多人都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这样就把责任分摊了。所以每个人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风险，不觉得自己有多大的责任。整个罪恶中有大恶，但是更多的是一些小恶组成的。另外从高层政府来说，他们关心的是政权安全，拐卖妇女又不影响政权安全，所以他根本不在意，只要下面能够控制住事态，他们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捅出娄子来，像这次，他们也是能遮盖多少就遮盖多少。因为他们不是以解决问题作为他们的原则，他是以怎么把事态抹平作为原则。”
胡平也认为，徐州丰县“八孩母亲”事件的本质之一在于中国几十年来强制“一胎化”政策导致拐卖妇女现象恶性泛滥。
他说：“中共强制一胎化政策是拐卖妇女现象恶性泛滥的根源。拐卖现象固然是个古老的现象，古今中外都有，但是今天的中国达到了恶性泛滥的程度，这就和强制一胎化政策直接相关。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告诉我们，从1950年到1980年，中国的男女性别比都在正常范围之内，八零年以后就突飞猛进、大大超过正常值。另外，国家统计局还说，随着全面两孩生育政策的落实以及生育观念的转变，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也在下降。这就等于间接承认性别比严重失衡，首要原因就是一胎化政策。一开始搞起两孩政策了，性别比就在下降了，可见一胎化是基本原因所在。”
中国独立学者吴强则认为，贫困也是导致徐州人口贩卖问题突出的一个根本原因。
他说：“问题远不止于此，贫困确实是徐州人口贩卖特别集中的一个根本原因。贫困这个东西是被忽略的，中国的贫富分化其实是亚洲地区最严重的。中国的基尼系数比美国还要高，同时也是全世界偏高的，超过0.5。徐州既代表了男女比例失调这种贫困的结果，也代表了整个中国社会贫困，底层阶级、农村贫困的一种产物，而且它是中国历史性贫困一个集中的代表。”
（美国之音记者尹暄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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