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2周年之际，全球各地许多群体一如既往，举行各种纪念活动。他们缅怀32年前被定格的无数生命，也探究当年的悲剧与今天中国危机的联系。六四与中国今天的距离有多近？它带来的世界隔阂有多深？它如何改变了中国的今天和明天？
刚刚出版新著《六四：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屠杀》的加拿大西门菲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周杰荣(Dr. Jeremy Brown)表示，关于六四他书中的研究重点是受难者历史以及他们是如何遇难的。
他说：“当受害者遇到解放军开枪的时刻，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为什么在外面？他们怎样遇难？ 那些人很多都是上班下班很偶然的遇到解放军开枪。我也是通过天安门母亲的研究。他们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证明，这个大屠杀，用解放军镇压平民，完全是不必要的，也完全不是不可避免的。”
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唐志学博士(Dr. Joseph Torigian)认为，八九学运期间当时中共党内很多人不同意动武，但是最终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不愿看到自身分崩离析。相比于抗议者的生命，中共更不能接受的是苏联解体在中国重演。
唐志学说：“其实很多都认为邓小平是搞集体领导，尤其是很多西方的搞政治学的学者(都这样认为)。但是六四证明并非如此。当时很多高层的人都反对动武，包括总书记赵紫阳，也包括很老干部和将军。邓小平的想法是中共什么时候都需要一个头子打，只能有一个婆婆、一个核心。但是六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好像党内有两个声音。其实也没那么简单。赵紫阳没有反对过邓小平。但是我有一个推测，就是对很多党内的人认为，六四一个主要的教训，就是如果邓小平当时没有起这个核心的作用，党可能就会分裂的。所以六四以后，高层有个想法就是学生或者工人上街并不可怕，可怕的中央分裂。中央分裂的话就乱了。”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周杰荣也同意，六四当时党内很多领导人都是主张和平解决抗议的。他说，不开枪的思维不是西方的，不是学者的，而是中国人自己的。只可惜，那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下达了开枪的命令，酿成屠杀惨剧。
周杰荣说：“我是西方人，我是历史学学者。所以我的任务是看历史材料来分析和用可靠的历史材料来分析历史过去的现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西方和东方的区别。当时和平解决抗议的思维不是西方的思维，不是我的思维，而是中国的思维。这个是中国所谓的最高领导当时是赵紫阳。他的思维是什么，他的中国文化的思维是用法治法律和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冲突。因为确实是一个很大的冲突。但是抗议的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和平的行为，他们非暴力的一个抗议运动。静坐、绝食、示威，一点暴力都没有。所以赵紫阳当时的解绝方式，不光是他，是大部分的中国领导、中国官员，包括军队的领导，都要强调我们要和平，不要开枪。所以邓小平他的位置是关键的。邓小平他可以利用他的元老的革命资格来消灭其他人对他的不同的观点。他可以实施他自己的观点。所以这个不是西方和东方的区别。中国人要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最有权力的中国人他不同意，所以他点了这个开枪的命令。”
谈到死亡人数，周杰荣说，现在仍然很难确定。他说前(前新华社记者)张万舒《历史的大爆炸》一书中说有728人死亡，而当时1989年有比较可靠的渠道提到有2600人死亡，他预计可能最低是七百多人，最高可能有三千人左右。 他相信这个数字可能存档于某个解放军档案里，他有信心有朝一日世人会知道一个更可靠的数据。
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唐志学在比较习家父子两代人对六四的态度时提到，习仲勋曾在不同场合表态六四动武是很正确的，而习近平多次在讲话中强调个人不能对国家提要求。
唐志学说：“但是很重要的是，习仲勋从来没有在任何的公开的场合说过，六四是不好的。而且他很明显地站队了。但他在不同的场合上出来说六四动武是很对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以说明习仲勋说守党的纪律对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还有习近平当时的一次讲话我觉得很重要。这是他五月中旬说的几句话。习近平当时在福建，他说：‘什么是民主？不能笼统地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我个人理解应该是人民利益的一种法制化的体制，而不是某一个阶层、某些人的随意性或者是满足任何一些人、任何一个阶层提出的任何一个要求，极端化地去要求别人或者要求国家。这本身就是要求别人对自己民主，反过来自己没任何的约束和责任感。这就不行。’然后呢习近平谈到文革的一些情况，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大民主的标本吗？这种大民主没有跟科学结合，跟法制结合，而是跟女性结合，跟愚昧结合，结果就是大动乱。谁都可以组织几个人去抄家，谁都可以拉起一个战斗队。今天你们打倒我、明天我打倒你。这样的日子能够重演吗？’”
周杰荣指出，六四事件对那之后以及中国未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从那以后，中国人民就被迫接受中共定义的“稳定”。中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可能会带来经济发展，但却牺牲了中国人的民主和自由。
周杰荣说：“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包括1989年的后半年的所谓‘双清运动’—清查清理运动—它是历史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我第一次去中国是1997年我去了哈尔滨，然后我去了好多次。我在中国过得非常好，中国越来越发达，我在中国的朋友的生活越越好，在经济方面。但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后果是中国共产党告诉中国人，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和经济发展你们只能选择一个，只能有一个。这个很不公平，为什么我在加拿大我可以享受言论自由，也可住这么好的一个房子。为什么？这个很不公平，中国人不知道吗？1989的后果是稳定压倒一切。这个‘稳定’，这个所谓的‘稳定’是谁来下这个定义？稳定的意思是什么？稳定的意思是共产党告诉你的稳定，还是是我告诉你的这个稳定？所以如果你是天安门母亲，共产党解放军杀了你的孩子，你不（被）允许说话，而且每年你不可以出门，不可以跟媒体说话，不可以悼念你的孩子。这个是稳定，这个是共产党的稳定。这个是直接是六四的一个后果。到新疆维吾尔族，他们的稳定是什么？这个也是六四的一个后果，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本期时事大家谈完整版：西方学者：六·四如何改变中国的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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