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官方对西藏的政策所有所松动。一天，慈诚多吉的家里来了一位客人。那是他早年逃到尼泊尔的叔叔。
叔叔对小多吉说，在印度有个叫达兰萨拉的地方，那里有很多流亡在外的藏人。在达兰萨拉，有个叫西藏儿童村的地方，从西藏来的孩子在那里一起上学，一起生活，每个宿舍都有双层床，还有一位“妈妈”照料他们的生活。
小多吉的心中生出无限向往，世界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地方？要知道，在他的村子里，孩子们不能随随便便在一起玩，因为按照大人们的说法，他们的“阶级”不一样。
慈诚多吉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巅峰时期的西藏。那是一个偏远的半游牧村落，在这个13口之家里，他是排行中间的那个孩子。
大人们说，共产党给每个家庭都划分了阶级，他们这个相对富裕的家庭成了靶子。爷爷被抓走了，在监狱里遭受酷刑，后来听说他被关在日喀则，再后来又被带到拉萨。没人知道他真正的下落。
小多吉记得，那时候家里生活很艰难，有时一天三顿饭都吃不饱。为了多搞来一点糌粑，父亲时常要走很远的路到邻村去。
他帮父母放羊，干农活。他也去上学，但是当地没有正规的学校。他们只能露天而坐，反反复复读共产党的报纸和宣传书籍。老师们没有受过专业培训，那些支持共产党的人才能被选中当老师。
慈诚多吉对美国之音说：“我的叔叔知道，像我这样的孩子在西藏没有未来。中国的政策是摧毁西藏的民族特性、文化，摧毁藏人的根——藏语和佛教。他们尽一切努力，想要把我们变成汉人，”
“父亲鼓励我去印度。和每个好奇的孩子一样，我也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说。
慈诚多吉告别了家人，坐上事先安排好的卡车，目的地：尼泊尔。那是1981年的一天。那一年他12岁。
沿途中，陌生的山野，未卜的前途，让这个从没离开过家的男孩忐忑不安起来。
“很害怕，我觉得离开西藏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说。
那时候，尼泊尔对待流亡藏人的做法还没有今天这样严苛，在慈诚多吉的印象中，这次逃亡之旅并没有遭遇太多阻力。
两天后的一个夜晚，卡车进入加德满都。城市的灯光、川流不息的人群让小多吉忘却了恐惧。他兴奋地望着眼前的寺庙，闪烁的酥油灯。他还看到了一些穿藏袍的人。
他想起以前在西藏时，任何宗教活动都是违法的。有一次家里的长辈去世，他们找不到僧人来主持仪式，人们只能偷偷地祷告，还要把酥油灯藏在盒子里。要是被发现，一家人都要遭殃。
在加德满都呆了一段日子后，他和另外两个逃出西藏的孩子被送往印度达兰萨拉，来到这座半山上的校舍。慈诚多吉想，这就是叔叔口中的西藏儿童村，那个曾让他无限幻想的地方。
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ren’s villages），简称TCV，迄今已有近60年历史。1959年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数万藏人追随他的脚步流亡至此。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承诺让这些西藏孩童进入印度学校，但是达赖喇嘛认为，为了保存西藏的语言、文化和价值观，他们应该在藏人的学校就读。
流亡第二年，藏人们建立了第一所自己的学校。现在儿童村遍布印度流亡社区，用藏文和英语提供从幼儿园到高中教育。这里不仅是孩子们的学校，也是他们的家。他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寄宿家庭，由专职的养母照顾日常生活。
慈诚多吉说，他是80年代第一批从西藏来到儿童村的孩子。初来乍到的他们受到所有人的关照。最让他难忘的是受到达赖喇嘛的特别接见。
“在西藏时，我们听过很多有关尊者达赖喇嘛的事，”他说，“我们不准公开谈论尊者达赖喇嘛，只能在家人和信任的朋友间偷偷地说。我记得有一次，一架飞机飞过我们的村子，村里人都开始祷告， 有的人还哭了。每个人都跪拜、鞠躬，大家以为是尊者达赖喇嘛飞来西藏看我们了。”
在此之前，小多吉不知道达赖喇嘛长什么样子，连照片也没见过。在他的想象中，达赖喇嘛应该像神明一样。坐下来聊天的时候，他发现原来达赖喇嘛长得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啊。
“但我还是很紧张，跪拜的时候应该摘下帽子，但我们戴着帽子就行了礼，” 他说。
慈诚多吉在儿童村念了十年书。他记得，这十年中，北京不断施压要一些藏人学生返回西藏。
“我的同学中有一些人被迫回到西藏。他们的父母在一些公职单位工作，如果他们不回去，父母就会失去工作。这种压力持续了很长时间，” 他告诉美国之音。
从儿童村毕业后，慈诚多吉考取了印度一所大学，获得经济学学位。1994年，他偷偷跑回西藏，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家人。除了离开时尚未出生的小妹妹外，全家人都哭成了泪人。
父母希望他能回儿童村做一名老师，为更多的西藏儿童服务，也为实现达赖喇嘛的心愿。慈诚多吉这样做了。今天他是这所有着1400名学童的儿童村村长。
“如果我还在西藏，我不可能为他人服务。为他人服务对每个人的人生都很重要。”他说，“我能做些贡献，让其他人，特别是这里的孩子们生活得更好。这里有很多孤儿、贫困家庭的孩子、像我一样从西藏来的孩子，儿童村就是他们的一切。”
在世界各地很多流亡藏人的心底，都有一个温暖的角落属于儿童村。儿童村让他们明白身为藏人的意义。日后即使走到天涯海角，儿童村结下的友谊也都始终伴随着他们。
在西藏儿童村，我们遇到19岁的巴登扎西，2010年从甘孜逃到印度的他对记者说，直到来到这里，他才了解西藏的历史，懂得藏人为何流亡。他最喜欢的科目是藏文和政治科学。他希望今后能成为一名活动分子，为西藏境内受压迫的同胞发声。
2008年青藏高原爆发大规模反政府骚乱以来，中国政府加强了边境管控，像巴登扎西这样能来印度念书的孩子人数大幅减少。据媒体报道，去年在儿童村的开学典礼上，没有一名新生来自西藏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