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蔓延之际，五月底起美国各地皆有抗议活动，多位公共卫生专家强力呼吁民众，在抗议同时，也要抗疫。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采访白宫前抗议活动之后出现疑似新冠病毒症状，因而接受了新冠病毒检测。他分享了个人的经验。
6月1号早上，我戴着医疗用口罩，到白宫前的拉法叶公园报道“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抗议活动，也采访了前一晚被纵火的圣约翰教堂的主事牧师罗伯特费舍（Rev. Robert Fisher）。现场的民众大多数都戴上某种口鼻遮盖物，有些人戴的是专业能防病毒的N95口罩或医疗用口罩，更多人使用的是自制的布口罩，或直接拉高领巾遮住口鼻，可以看出民众虽然参加抗议活动，但也了解疫情正在蔓延。但现场仍有民众是没有戴口罩的。我采访一位抗议者薇琪莱特史密斯（Vickey Wright-Smith）时，她拉下口罩接受采访，但几分钟后忽然警觉我离她只有一个手臂跟麦克风的距离，便不自觉地后退两步。她告诉我，由于她丈夫健康状况不好，她担心会将病毒带回家，所以抗议活动已经进行好几天之后，她才前来参加。
整天的抗议活动以唱歌、喊口号等方式进行，也有以行动剧方式呈现，包括集體躺在地上“装死”，再一面高喊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姓名，一面陆续站起来。美国国家卫生院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弗契医生（Dr. Anthony Fauci）6月5号表示，参加抗议活动很容易成为新冠病毒散布的途径，一方面因为无法保持6呎的社交距离，一方面因为在高喊口号时，容易口沫横飞。我现场观察许多人在喊口号时，口罩会脱落变成只遮口不遮鼻，因此失去防疫功能。而身处在抗议人群当中，摩肩擦踵，更是完全无法保持美国疾病预防管理中心建议的六呎社交距离：
拉法叶公园前聚集的民众，来来去去，每次都聚集几百人。有时群众会一起游行到林肯纪念堂、马丁路德金博士纪念碑，或是国会大楼前；不过当一群人离开，陆陆续续的又有零星民众来到。当游行的群众回来，重新汇流，到了下午现场人群越聚越多，更加密集。
而现场的执法人员，包括华盛顿特区警队，白宫特勤队，还有国民兵，大多数戴着口罩，或是不戴口罩但戴着遮住脸的透明面罩。美国国民兵本周宣布，已经有多位参加白宫前人群管制的国民兵罹患了新冠肺炎。下午大约5点20分，警方先在拉法叶公园的封锁线前施放了刺鼻的催泪烟，站在铁栅栏前的前排民众，有些戴着口罩，有少数没有戴口罩，开始咳嗽。也有抗议民众赶紧用水沾湿口罩，希望让呼吸顺畅一些。当时的我仅戴着医疗用口罩，无法抵挡催泪烟，也忍不住咳嗽，遂急忙往后撤退：
美国国家广播电台（NPR）6月7号引用两位公共卫生专家的话，表示催泪弹跟胡椒水会导致民众咳嗽，让口沫喷射到空气当中，没有办法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会散播病毒。而催泪弹跟胡椒水当中的化学物质对人体有害，会让感染新冠病毒的人病情更加严重。看到现场民众此起彼落的咳嗽，我心中十分担忧。
约6点25分，警方开始推进，并且施放催泪弹。由于在香港时曾经历过，知道当枪声一响，催泪烟能够在极短时间之内扩散，我马上从背包中抽出防毒面具，迅速换上，并戴上写着PRESS的头盔，一方面方便警方识别我是工作中的记者，一方面保护头部。此时因为催泪烟进入人群，接触的层面更广，许多民众一面奔跑一面咳嗽，有些人因为口罩沾上了催泪烟或胡椒水，而将口罩扯下。有些民众用水或牛奶洗去进入眼睛的化学物质，但不自觉地用手或其他物品擦拭；眼睛也是新冠病毒感染的途径之一。此时的我已经戴上全罩式的防毒面具，不担心催泪烟，也不担心民众的口沫：
当天华盛顿特区市政府已宣布了7点开始宵禁，考虑到地铁也将于8点关闭，我在七点半左右前往地铁站回家；此时我已经在人潮汹涌的抗议活动当中，待了超过八个小时。
6月3号星期三，我再度回到白宫前，一方面报道美国政府对六四天安门事件31周年的反应，一方面持续采访抗议活动，在现场逗留了六个多小时。下午约5点半遇上一个前来参加抗议活动的医护人员队伍。这群约15人的医护人员，来自附近不同的医院。虽然不愿意接受采访，不过我询问在新冠疫情之下，如何安全的抗争，其中一位女性医护人员简洁地告诉我：“戴口罩”。
当天华盛顿市市长鲍瑟（Muriel Bowser）也出现在抗议现场，她表示是前往与圣约翰教堂的主教玛丽安鲍德（Marianne Budde）一同为国家祷告，并说未跟特朗普总统通过电话，讨论现况。市长本人及其幕僚跟保镖，都带着口罩：
美国各级政府都在呼吁上街参加抗议活动的民众尽快接受新冠肺炎的检测，华盛顿市长鲍瑟亦呼吁参加抗议民众接受检测，市府表示已经设立了15个检测站，非华盛顿市的居民也可获得检测。
美国疾病预防管制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6月4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表示，接触抗议活动的民众应该在第3天、第5天及第7天之后，去接受新冠病毒的检测。洛杉矶郡公共卫生主任芭芭拉佛尔（Barbara Ferrer）说，如果曾经参加有人没有佩带口鼻遮盖物的大型群众活动，并且在群众当中待超过15分钟的话，应该尽快去接受检测；而即使检测出来结果为阴性，也应该要自主隔离14天。
6月4号星期四，原本我准备回到白宫前报道六四31周年后续，但早上起床之后，却感浑身酸痛，喉咙发痛，头疼欲裂，胸口郁闷，非常疲累，并且有轻微发烧，接着惊讶的发现，我失去嗅觉；早餐，闻不到；咖啡，闻不到；柠檬草香味的洗手乳，也闻不到，像进入了一个没有味道的世界。记得这几项都是新冠肺炎的症状，我紧张地写电邮请了病假之后，爬回床上昏睡。下午醒来，服用了纾解头痛与喉咙痛的药DayQuil，又昏睡在客厅沙发上。睡到半夜，由于浑身发烫醒来，怔怔盯着窗外，服用了能纾解症状的药 NightQuil，再度沉睡。
星期五早晨醒来，虽仍有头疼跟喉咙痛，并且还是感觉疲惫无力，但已不如前一天严重。喝了一大杯柳橙汁之后，上网预约新冠病毒的检测，然后回床上继续休息。有些检测站需要家庭医生开立证明，这要花点时间；有些检测站不须预约，但得到现场排队，我不愿意冒与许多可能罹病者接触的风险，所以决定预约Drive-Through得来速的检测站。预约时询问我有何症状，并且提供医疗保险资料。收到的确认电邮当中特别重点标注，“抵达检测站后，请留在车内，关上窗户。不要进入店内。” 并说须全程配戴口罩，直到医护人员要求你取下为止。信中也说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只需要携带社会安全号码（不需要携带社安卡），驾照或是州核发的身分证，亦可获得检测。 3月12号，美国国会众议员凯蒂波特（Katie Porter）在质询中要求疾管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答应，让没有医疗保险的人也可以获得免费的新冠病毒检测。
我预约的地点在维吉尼亚州阿灵顿的CVS药局，紧张的我提早出门，早了15分钟到。检测站就设置在CVS平常供民众开车取药的窗口，从路边就有立牌一路指引。抵达后，看见窗口紧闭，下方有一个白色铁箱，上头写着“完成之检测小包”。
一位戴着口罩的男性医护人员在玻璃窗后，透过对讲机询问我的预约资料，核实之后，将我的检测试剂与指南放在一个褐色纸袋，从窗口下方的抽屉送了出来。纸袋中包含一个密封袋、三张指南与一张消毒湿巾。密封袋当中有我的个人资料，还有用卫生纸包裹着一个玻璃试管，及一根包装好的长棉棒。医护人员要求我，先关上汽车窗户约三分之二的位置，再取下口罩。跟着他的指示，我手忙脚乱地拆开包装，将棉棒插进左右鼻腔旋转各15秒钟。我想着采样必须完整，直接将棉棒深入，没想到异物进入在鼻腔竟如此不舒服，应该很柔软的棉棒感觉却是如此之硬，但念着检测一定要有效，我忍着将棉棒插进鼻腔深处搅动。取完样本之后，打开试管，将棉棒折半，放进试管锁上，再封回密封袋中，连同我的个人资料，一起放进窗口下的检测小包搜集箱。再利用纸袋中提供的消毒湿巾，彻底将搜集箱擦拭一遍，手也用洗手液消毒之后，方驱车离开。
之后我的嗅觉逐渐回来；没想到之前使用Clorox清洁时总嫌弃的强烈消毒水味道，现在闻到却感觉如此安心。检测结果需要2到4天才会出炉，于是在接下来的周末，我一直想着：“我每天报道着美国有多少人确诊新冠肺炎，又有多少人因此死亡，难道我也将成为图表上的一个数字吗？”忽然之间我对于自己所报道的那些病例，感同身受。星期日一整天，我不停上检测网站查询结果，但一直没有更新。星期一早晨，终于看到结果：“未检查出病毒”。松了一口气的我，带上脚架，扛起背包，又出发前往白宫继续报道了。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5月13号公布的研究，现行新冠病毒检测的准确度仍然不够，而且可能因为第一次检测是阴性，导致其实已感染的人有安全错觉，而疏于预防或甚至传染给其他人。研究发现，暴露在可能有新冠病毒的环境之后第四天去检测的话，检查结果是“假阴性”（false negative）的机率为67%，到第八天，假阴性的机率降为20%，但之后又上升，第三周假阴性机率为66%。各国的医疗报道都指出，必须至少相隔各14天的两次或三次检测都呈阴性，才能确保健康无虞，但也有“复阳”的病例。而我因为工作缘故，检测阴性之后，又得再度暴露在人群当中，虽然时间有长有短，仍然是高危险的工作环境，所以必须持续接受新冠病毒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