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中国出现超过800起异议个案，同比增长了18%，以劳工和住房的抗议占大多数，主要分布在广东、山东、河北、河南和浙江。
烂尾楼导致建筑工人和业主陷入困境
数据由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旗下的“中国异议监测”（China Dissent Monitor）资料库发表。研究人员综合分析中国300多个省级城市的纪录，四成以上异议个案来自商品房业主和建筑工人的抗议活动。超过170起个案与陷入债务问题的“碧桂园”和“恒大”有关。
国际组织“中国劳工观察”创始人李强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建筑工人的抗议活动存在特定模式。
李强说：“ 他们就去政府门口（抗议），也去劳工局申请仲裁，也去网上发东西。譬如，有工人被拖欠20万，它（资方）可能先付你10万。你去闹，（个案）被重视了，又再付一点。这是恶性循环：只有通过抗议的方式才可以拿回来一些工资，但是最后他们很多人是拿不到所有的钱的，而且劳工仲裁只有一年，所以超过一年就不了了之了。虽然抗议事件很多，但是规模都比较小，都是几十人，很零星。这些工人都通过社交媒体来讨薪。这是一个常态。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多信息出来。”
不少中产人士因维权反被维稳
房地产项目烂尾除了影响工人的生计，也导致不少准业主陷入困境。李强说，比起底层人士，中产阶级维权可能要付出更高代价。
李强说：“譬如买房的这些房主，很多都拿不到房子，还要继续还贷。他们去起诉房地产商，但是很可能房地产商本身就已破产或处在破产边缘。他们期望透过维权方式去减少损失。若经常维权的话，政府会对他们进行维稳的。这种中产阶级的购房受害者在维权这方面更难一点。像农民工维权过后会回老家去，但他们每次去抗议，政府都会来交涉，过程中可能会有了维稳名单，可能事后派出所或居委会就要去找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站在中国法律的角度这就是‘寻衅滋事’。”
李强说，目前中国就业形势严峻，即使有了房子，也不能保证就能过上安稳的生活。
李强说：“在逐渐失业，逐渐失去工作的过程中。目前中国整体经济发展不好，无论外贸还是房地产都受到经济下行影响。不少房主面临企业裁员的问题。有了房子，而且已经住进去了之后，却要面临还贷问题，不是因为建房、没收到房，而是因为住到房子里面后，失去了工作，还贷还不起了。”
自由之家：经济挑战或演变成管治问题
以往中国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房地产拉动。疫情后，中国当局采取了多项措施，涵盖财政、货币金融等领域，以刺激经济和提振消费。但房地产危机持续、美中贸易战等因素，使这些措施事倍功半。根据“自由之家”的资料，自2022年6月以来，中国共发生超过6300起异议个案，其中超过2800起抗议活动与陷入困境的房地产行业有关。研究人员说，中共素来要求民众服从一党专政，以换取经济繁荣。随着经济增长放缓，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当下的经济挑战可能演变成管治问题。
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认为，中国的维权抗议活动多了中产阶级参与是一个重要警号。
曾建元说：“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得益者其实是中产阶级，用中共的语言来讲就是‘民族资本家’。相当程度上，中产阶级非常害怕中国回到过去政治动荡的年代，影响到他们既有的利益，不过因为中国近30年来高速的经济成长，不希望动乱的这种心态之下，容忍共产党继续执政。中产阶级抗议的比例居然占到五分之一，这是相当的高，也就是说，如果中产阶级自身的权利开始受到损伤，他们的权益意识就会上来，形成公民意识，要求法治、透明化等等。”
曾建元说，最近10年，中国经济出现断崖，连带中共建立在经济发展上的统治正当性也产生了破口。
曾建元说：“过去（中国）中产阶级惯于享受高度经济成长的利益，不会轻易挑战共产党的政权，相当程度上维护政治稳定，只是因为习近平10年领导下的错误，和美国形成霸权竞争，导致美国的围堵，新冷战的形成，这都对目前中国大陆的经济状况造成根本影响。中产阶级只好表达他们的意见，希望政府在政策上能有所调整。在中国，非不得已中产阶级是不会出来，可是，如果共产党的领导无法回应中产阶级的声音。这对于共产党的党国体制、官僚跟干部的体系都会产生信心的影响，对共产党整个统治的稳定性从它的内部开始产生信心上的动摇。”
近年来，针对中共及其领导人的突发民间抗议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曾经出现“打倒共产党、打倒习近平”的口号。曾建元认为，这正好说明了，严密封锁信息和维稳未必是疏解民怨的最佳办法。
曾建元说：“现在这个时代，大家普遍依赖网路的资讯。如果生活上大大小小细节都受到少数国安人员掌控，每个人心里都是不舒服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资讯会如何被滥用。目前中国的民众还在可容忍的范围，但是如果（当局）进一步强化监控手段，中产阶级不管是日常生活还是经济活动都会受到影响，若无法生存，那一定会造反。共产党在高度管控的情况下，也应该学习，虽然可能还没有办法达到完全的民主，但至少要让民怨有适当的机会去发泄，来疏解国家跟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致对美国之音表示，社会抗争代表人的容忍已压到了底线。他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监察一直存在局限，《自由之家》所发布的数据极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吴瑟致说：“国际社会多年来在观察中国社会内部的抗争事件，基本上呈现出来的数字都会比实际状况少许多。通常国际社会所调查，只能呈现大概20%真相。中国可以封锁一些讯息，恐怕真实数字会比所公布的数字多许多。真实情况恐怕更复杂、更严峻。”
吴瑟致说，目前中国财政问题严重，单纯依靠改善经济缓和民众抗衡政府的情绪未必可行。
吴瑟致说：“中共当然会提出一些经济方案来做一些缓和的动作。过去在中国经济相对比较好的时候，透过经济手段或政府的财政手段，基本上可以缓和部分趋势，但是以目前中国的经济状况加上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手段工具越来越少，缓和社会的能力其实也在消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