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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7:26 2024年11月23日 星期六

防疫追踪技术倍受当局青睐 或成各国政府监控民众的利器     


两名执勤保安在北京一个居民小区外检查居民需要出入小区的健康码。(2022年11月9日)
两名执勤保安在北京一个居民小区外检查居民需要出入小区的健康码。(2022年11月9日)

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似乎因为正在慢慢成为一款大号流感而不再令人谈疫色变;连过去三年坚持“动态清零”极端防疫封控措施的中国政府,近来也在民众抗议示威和经济遭受重创的双重压力下突然改弦易辙,冒着疫情爆炸性飙升的风险大幅松绑封控措施。但是各国在疫情初期以及抗疫过程中为追踪疫情、追踪人员行踪和接触而研发的技术却不会随着疫情的消退而消失。

美联社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和挖掘,研究了成千上万份文件,并且采访了多位专家,结果发现那些本来用于追踪疫情和染疫人员行踪的技术正在被用于与防疫毫无关联的目的。而涉足其中的不仅是像北京这样的专制威权政府,而且还包括像以色列、印度和澳大利亚这样的民选政府。

美联社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利用这些防疫追踪技术和数据阻拦活跃人士和普通民众的旅行,骚扰被边缘化的社区,并将民众的健康信息与其他监控及执法工具相连。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数据直接提供给了间谍机构。

美联社说,就像九一一恐怖袭击发生后,在隐私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发生变化一样,新冠疫情也给官员提供了将追踪技术根植于社会,而且在疫情过后也不会移除的正当理由和借口。

“任何可以增加国家监控个人的能力的干预,尾巴都很长,而且总是越来越强大,”总部位于多伦多的网络监察机构“公民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约翰·斯考特-雷尔顿(John Scott-Railton)对美联社说。“你只要得到它,它就不大可能会被放弃。”

北京一名男子在接受他的健康码被相关人员检查。(2022年11月9日)
北京一名男子在接受他的健康码被相关人员检查。(2022年11月9日)

中国健康码被用于监控异议人士和抗议人群

中国是开始解除严厉防疫封控措施的最后一个大国。当局曾经要求中国公民在手机上下载和安装健康码程序才能旅行,包括跨区、跨市、跨省旅行。健康码利用电信公司数据和核酸检测结果,给个人设定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可以根据个人的健康状况以及行踪改变颜色,由安全的绿色变为低风险的黄色,或变为高风险的红色。

进出任何公共场所都要扫描,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封控,而且很多人一连几个月被要求禁足在家,这一切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忍无可忍。上个月新疆乌鲁木齐市一栋公寓楼发生火灾,导致至少十人死亡,许多人抱怨说,是因为楼道的大门被锁住,阻碍了居民逃生,才酿成重大灾难。此事引爆包括上海和北京在内的中国多个城市的大规模反封控抗议示威活动。上海的示威者还喊出了“习近平下台”和“共产党下台”的口号。

各地抗议示威活动爆发后不久,当局立即宣布,除了在学校、医院和老人院等特殊场合,健康码一律停止使用。

上个星期,中国政府又进一步,宣布终止使用全国性的健康码,以便放松跨省旅行的限制。但是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中国各省市也有自己的健康码,地方政府并没有完全废除各个地方的健康码使用。上星期在北京,餐厅、办公室、旅馆和健身房仍然需要出示手机的健康码才能进入这些地方。

过去三年来,中国公民需要出示绿码才能搭乘国内航班或高铁,在某些城市,进入超市或搭乘市内公共交通也需要出示绿码。一旦当事人与核酸检测呈阳性者有过密接,或政府对当事人所处的某个区域实施封控,那么此人的健康码就会变为哪儿也不能去、甚至连家门也不能出的红色。

美联社报道说,有证据显示,健康码曾经被用于监控异议人士。

广州前理财经理杨嘉浩(音译)今年9月初买了一张前往北京的火车票,打算前往北京就几项抱怨的议题进行上访。出发前一晚,被他称为安全部门监管人的一位女士请他吃饭。第二天一早,广州市卫健委报告说,距离他们前一晚吃饭不到一公里处有人确诊。

杨先生说,根据市政府的规定,他的健康码此时应该变为黄色,要求他连续接收几次核酸检测并保持结果呈阴性。但是他的健康码当时就直接变为红色,尽管他核酸检测的结果呈阴性。杨先生被要求居家隔离,而且家门上还被贴了封条。

“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杨先生说。

今年6月河南有一些乡村银行客户的资金被冻结,储户无法取出自己的存款,因此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乘火车前往河南省会郑州去向当局抗议,结果到了郑州一下火车,健康二维码一被扫描,马上就呈红色。火车站立即打电话给当地警方,而警方则立即将这些人带去作防疫隔离。

有准备抗议却被警方送去隔离的储户说,“警方对我们原来是张网以待啊。”

在中国河南一些农村银行前抗议银行冻结存款的储户们。(2022年7月10日)
在中国河南一些农村银行前抗议银行冻结存款的储户们。(2022年7月10日)

疫情追踪监控技术在以色列的应用

除了中国警方外,民主国家也在利用防疫追踪技术加强对民众的监控。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年仅19岁的耶路撒冷居民马吉德·拉姆拉维(Majd Ramlawi)去年的一天正在耶路撒冷旧城一家咖啡馆打工,突然在手机上收到一条信息:“你被发现参与了阿克萨清真寺的暴力行动。”这条用阿拉伯语发送的信息还说,“我们将追究你的责任。”

民权律师估计,去年耶路撒冷旧城圣殿山阿克萨清真寺爆发与阿拉伯人与以色列警方的激烈冲突之后,好几百人都在手机上收到了这一简讯。包括拉姆拉维在内的许多人都强调,他们并未参与暴力活动,而仅仅是居住或工作在附近的地区。

美联社指出,拉姆拉维等人并不知道的是,令人生畏的以色列安全局正在将本应用于新冠疫情追踪的监控技术用于与防疫完全无关的目的之上。

在印度,自从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总理的右翼政党印度人民党2014年掌权以来,印度的人脸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与运用就呈爆炸性增长的状态。警方利用人脸识别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监控大型集会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印度也正在试图建成世界上最大的人脸识别系统网络。

澳大利亚警方利用二维码登记数据调查刑事案件

在澳大利亚,前总理斯考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对澳大利亚边界实施了为期两年的封控,而且极为罕见地任命他自己为五个部的部长,包括卫生部长。莫里森政府出台了全国性和州一级的运用程序,以便及时通过手机通知民众他们与核酸检测呈阳性者曾经同处一地,有过密接。

但是这些应用程序也曾经被政府用于与防疫毫不相干的目的。澳大利亚情报机构就被揭露曾收集全国性运用程序的数据,不过情报部门检察长表示,没有证据显示这些数据被解密、进入或使用。澳大利亚新政府今年8月已经宣布取消这一全国性的运用程序,因为它一共就确认了两例通过其他办法无法确定的病例。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警方曾经透露,警方曾经利用州一级运用程序的二维码登记数据,通过电子拉网来调查刑事案件。

美联社报道说,连在防疫管控措施主要由州政府负责的美国,联邦政府也曾耗资2490万美元于2020年与一家技术公司签署两份合约,建立一套监控系统,协助美国卫生部对疫情做出回应。民权组织获取的文件显示,美国联邦官员也曾考虑如何分享和使用那些超越防疫需要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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