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 —
温斯顿·洛德，1985-1989在里根总统时期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993-1997年克林顿总统时期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洛德大使于1989年学运全面爆发之际离任，在任期间，他与夫人包柏漪同中国的改革人士、校园自由派学生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其对“六四”的看法与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分歧很大。
中国退休外交官曾著书称老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对洛德邀请方励之夫妇出席老布什访华宴会、引发美中关系危机大为不满，导致其骤然离任。但洛德本人称其离任为既定计划。
*当时的驻华大使与总统对“六四”立场分歧*
不过十分明显的是，洛德对美国应如何应对“六四”镇压后中国的立场与老布什政府的政策鲜明对立。1989年4月回到美国后，洛德在当年秋天的外交季刊上撰长文阐述美国后“六四”对华政策，指“在中国应对‘六四’镇压和后续打压行动负责之人仍在位时，美国不能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美国的政策应根据北京政权的行动而定。”为此，他拟出了北京要获美国积极回应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取消对北京和西藏的戒严；停止并平反对抗议者及其支持者的监禁、迫害和处决；结束反对外来思想的意识形态宣传；重新开放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外国媒体；恢复外国学生交换计划；恢复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承诺；恢复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外专业人士在中国的交流环境；美国在中国的存在与联系不会危及他们的中国朋友等。
但届时已是一介平民的洛德可能并不知道就在他撰写该文的同时或之前，老布什总统已于6月21日密电北京，并于7月1日秘密派遣其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前往中国，面见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表达美国希望与中国继续保持接触的愿望，并获邓小平首肯。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此行之所以要保密因为“我们刚刚对中国实施了制裁，美国全国上下对中国政府对学生的残酷镇压义愤填膺，如果让人知道美国派人前往中国那会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斯考克罗夫特说，虽然此行没有具体成果，“但是我们向中国伸出手去，美中两国又能把手握在一起。”
*“六四”后对华政策影响重大但未认真辩论*
在中国暴力镇压“六四”抗议运动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了之后25年的美中关系。这一政策问题并没有像其他许多热门话题在美国政界、舆论界引起过认真的辩论，即便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可能很快超过美国，以及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日益走下坡路的时候。
1993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上台，他在竞选中称北京为屠夫。洛德于当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全面主导美国对华和东亚的外交事务。他在任期间美中处于后“六四”时期，美国国会每年根据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议是否延长其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每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但是，随着美中经贸关系的加深，以及中国追求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促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终将中国的人权与贸易脱钩，而洛德也在1997年离开了国务院。
2014年4月16日，现年77岁的温斯顿·洛德大使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主题之一是“六四”25周年。以下是专访全文。
问：25年前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天安门抗议运动，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哪些制裁措施，这些措施25来有什么变化？
洛德：我从1985年到198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因为一个完全的巧合，我就在抗议活动刚开始的时候离开了中国。我是4月22日离开的。这一天是胡耀邦追悼会召开的日子，他于4月15日去世。这也是北京主要抗议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北京有10万人上街。所以，几乎整个危机过程中我都不在那里，当然“六四”发生时我也不在那里。
当然，不仅美国，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立即反应都是很愤怒的，因为当局实施的屠杀是不必要的。当中国的坦克和军队进入的时候，其实抗议活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只剩下几千人了，那个时候，其实很容易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邓小平决定要予以反击。于是出现了残暴的镇压，对人权的残酷镇压，以及在之后数年内对民众的拘捕。所以，美国以实施对华制裁予以回应。不过许多制裁已经撤销，但最具象征性重要意义的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和军事系统的制裁仍然有效。美国停止了任何对华军售，欧洲也这样做了。我一直认为我们正确地维持着制裁，我们也让欧洲维持着他们的武器禁运。要重申的是，40年来，美国希望、我个人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把武器卖给一个在缺乏任何透明度的情况下发展军事的国家，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有着这么残暴人权纪录的国家。
问：那么您能不能谈谈“六四”过去25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哪些变化？
洛德：我认为很重要的是25年来我们一直记得并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应该每年都纪念。当然，25是个重要数字应予强调。我想香港会有很大的抗议活动，我希望这里的活动也是很大的。我可能会到国会作证，纪念这一日子，我希望美国之音和其他人能使这一活动持续下去，因为我感到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将会作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我们，包括我自己，当年都希望“六四”后中国会有更大自由，但是那是不成熟的。中国在一些领域有些松动，比如，你怎么上大学或学校，你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到国外旅游，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对表达、集会、宗教自由，对人权的控制却一直非常严厉，最近几年有所恶化，在现领导人领导之下则更加恶化，尤其是从北京主办奥运会以来，非常令人担忧。
所以，要强调的是美中关系的复杂性。美中关系在过去25年来成长了，变得更重要和复杂了。与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双方都不应陷入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在许多地区和全球冲突中分享利益，比如气候变化，在这些领域我们进行合作；如果没有美中合作这些领域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仍使我们的关系受到限制。
所以，过去25年我们的政策有了极大扩展，更为健康了，因为美国可以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很多，超出了仅仅平衡苏联的程度，更多经济、文化、科学交流，以及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有了更多互动。我们可以做的很多，因为中国有了巨大发展，他们应该为经济发展得到应有的赞誉。（关系）越是紧张，越是有困难，机会也越多。所以，这是更广泛、更复杂的关系。但我认为两国关系会保持这种状态，在可见未来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盟友，因为其人权状况和其他的不同点。另一方面，我们不必互相指责。中国不是苏联，它不侵略其它国家，尽管有时候它会施加其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困难和其重要性都不能有错觉。
问：确实如您所说美中关系过去25里有了很大进展。但是，25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政策似乎没有任何改变。我们看到那些“六四”受难者的家属，特别是“天安门母亲”，他们年年向政府递交请愿，要求了解真相和赔偿，25年来政府至今未予任何回应。而这个群体中的人却在逐渐逝去。与此同时，年轻人因为政府的对“六四”的屏蔽几乎不知道历史上曾发生过此事。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在什么时候认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种有利于中国改革的步骤？
洛德：你提出了很多问题，整个“六四”纪念日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来说几点。首先，1989年的“六四”事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广度和范围。多数人说到“六四”想到的是北京的学生在抗议，但是事实是北京各阶层的人们都进行了抗议，不仅学生，学生领头，还有商人、农民、工人、党内人士、军人、记者，来自各阶层的人们，为和平改革、反对贪腐，为更自由表达而团结一致进行抗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抗议示威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全国各地。我估计有250到350个城镇发生了抗议示威。因此，人们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些理想型学生，这是中国人民要求更广泛表达的愿望。这一事件之重要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鼓励了东欧，以及其它地方，如蒙古。因为就在1989年之后，柏林墙倒了，苏联垮了。因此，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声音在中国各地回荡。而且8周、10周到12周，北京的大街上完全是和平的，没有暴力，甚至没有盗窃，事实上比以往更安全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极为愤怒的原因，因为当整个抗议示威已经和平撤离时军队还要进行镇压。
你举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从那天晚上以来残酷的行为一直在延续，那些死难者的母亲仅仅希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政府实施了对人民的屠杀，却甚至不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令人无法置信的残酷。这就如同枪毙人还要人付子弹费，我的意思是说这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只是人们为了这一已经发生的事件继续在受折磨的一个例子。而且当局还歪曲历史书，使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要么不知道“六四”屠杀——顺便说明，这不是事件，这是屠杀，——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要么他们扭曲观点、听从政府版本，认为示威者都一批流氓，企图推翻政府。现在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会密切关注中国政府的官方口径，从那时到现在这一口径还没有改变过。即便现在这代领导人，他们与“六四”并没有关系，你或许认为他们会比较容易改变政府的结论。但“六四”还是相当敏感，他们不会改变。我认为，为了发展经济，获得真正的稳定，以及与美国更好的关系，并吸引台湾，中国假以时日，一定会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当中产阶级正在成长的时候，除了普世价值，有许多理由证明为什么他们必须继续前进。他们改变对“六四”问题的结论是中国变得较少镇压性、更加自由的最好证明，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标记。
我不认为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我认为他们在许多领域里人权在倒退，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不认为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我认为他们在许多领域里人权在倒退，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非常令人忧虑的是他们把“六四”从历史书中抹去，就像他们对待文革、大跃进、大饥荒一样。讽刺的是，他们不断攻击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日本有时候确实应该被批——但是，中国却把几十年的历史给抹去了，年轻人无法了解。我确实认为，现在中国有了社交媒体，我认为就连六四这样的问题也会被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
问：您和您夫人都曾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给予很多支持，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来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你曾对此感到过失望吗？
洛德：任何试图促进本国自由的海外运动都会面临困难。我当然不会批评海外运动。我认为有时候逃离中国进行抗议的人们中间会发生争论，在应该缓慢地改变还是激进地改变等策略上存在着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冷战时期，逃离俄罗斯和东欧的人们，虽然他们在改变体制上观点一致，也要发生争吵。有时候是为了合法性问题，有时候是为了影响力问题。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我不知道你能期望海外华人做什么。问题是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政府不能对他们施压，确实如此，包括美国在内，尤其是欧洲和日本；不愿失去在中国商务机会的商人，甚至达赖喇嘛去访问的国家，都会遭到中国在经济上的报复。
挪威自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就在遭受中国的折磨，虽然这个决定不是挪威政府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做出的。还有，不仅和平奖得主仍被监禁，连他可怜的妻子也被软禁，这凸显了中国制度的残酷性。难以令人置信！毫无疑问，对比天安门抗议活动时期，今天海外华人看上去是失去了某种重大影响力。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在继续努力。他们提醒美国人正在发生什么。所以，我不批评他们。我认为他们面临巨大挑战。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25年前的“六四”事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大家都对那位挡坦克的无名英雄印象深刻。这是一幅不可磨灭的图像。但是，我还是要重复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对我而言是那场抗议活动的广泛程度。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持续了数星期，那不仅仅是学生。抗议活动遍及全国250到300个城镇，因此，它超越了仅仅是学生的诉求。那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洛德大使于1989年学运全面爆发之际离任，在任期间，他与夫人包柏漪同中国的改革人士、校园自由派学生领袖建立了密切关系，其对“六四”的看法与老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分歧很大。
中国退休外交官曾著书称老布什和他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对洛德邀请方励之夫妇出席老布什访华宴会、引发美中关系危机大为不满，导致其骤然离任。但洛德本人称其离任为既定计划。
*当时的驻华大使与总统对“六四”立场分歧*
不过十分明显的是，洛德对美国应如何应对“六四”镇压后中国的立场与老布什政府的政策鲜明对立。1989年4月回到美国后，洛德在当年秋天的外交季刊上撰长文阐述美国后“六四”对华政策，指“在中国应对‘六四’镇压和后续打压行动负责之人仍在位时，美国不能全面恢复与中国的关系。”他说“美国的政策应根据北京政权的行动而定。”为此，他拟出了北京要获美国积极回应所必须采取的步骤，其中包括：取消对北京和西藏的戒严；停止并平反对抗议者及其支持者的监禁、迫害和处决；结束反对外来思想的意识形态宣传；重新开放包括美国之音在内的外国媒体；恢复外国学生交换计划；恢复经济和政治改革的承诺；恢复符合国际标准的中外专业人士在中国的交流环境；美国在中国的存在与联系不会危及他们的中国朋友等。
但届时已是一介平民的洛德可能并不知道就在他撰写该文的同时或之前，老布什总统已于6月21日密电北京，并于7月1日秘密派遣其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前往中国，面见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表达美国希望与中国继续保持接触的愿望，并获邓小平首肯。斯考克罗夫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此行之所以要保密因为“我们刚刚对中国实施了制裁，美国全国上下对中国政府对学生的残酷镇压义愤填膺，如果让人知道美国派人前往中国那会在国会引起轩然大波。”斯考克罗夫特说，虽然此行没有具体成果，“但是我们向中国伸出手去，美中两国又能把手握在一起。”
*“六四”后对华政策影响重大但未认真辩论*
在中国暴力镇压“六四”抗议运动之后美国的对华政策影响了之后25年的美中关系。这一政策问题并没有像其他许多热门话题在美国政界、舆论界引起过认真的辩论，即便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可能很快超过美国，以及美国经济下滑、失业率居高不下、日益走下坡路的时候。
1993年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上台，他在竞选中称北京为屠夫。洛德于当年被任命为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全面主导美国对华和东亚的外交事务。他在任期间美中处于后“六四”时期，美国国会每年根据中国的人权状况审议是否延长其贸易最惠国待遇，并每年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提出谴责中国人权的议案。但是，随着美中经贸关系的加深，以及中国追求加入世贸组织，克林顿政府在其第二任期内促国会通过了给予中国永久贸易最惠国待遇，终将中国的人权与贸易脱钩，而洛德也在1997年离开了国务院。
2014年4月16日，现年77岁的温斯顿·洛德大使在纽约外交关系委员会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的专访，主题之一是“六四”25周年。以下是专访全文。
问：25年前中国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天安门抗议运动，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了哪些制裁措施，这些措施25来有什么变化？
洛德：我从1985年到1989年任美国驻华大使。因为一个完全的巧合，我就在抗议活动刚开始的时候离开了中国。我是4月22日离开的。这一天是胡耀邦追悼会召开的日子，他于4月15日去世。这也是北京主要抗议活动开始的第一天，北京有10万人上街。所以，几乎整个危机过程中我都不在那里，当然“六四”发生时我也不在那里。
当然，不仅美国，全世界大部分国家的立即反应都是很愤怒的，因为当局实施的屠杀是不必要的。当中国的坦克和军队进入的时候，其实抗议活动基本上已经结束了，只剩下几千人了，那个时候，其实很容易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邓小平决定要予以反击。于是出现了残暴的镇压，对人权的残酷镇压，以及在之后数年内对民众的拘捕。所以，美国以实施对华制裁予以回应。不过许多制裁已经撤销，但最具象征性重要意义的禁止对华出售武器和军事系统的制裁仍然有效。美国停止了任何对华军售，欧洲也这样做了。我一直认为我们正确地维持着制裁，我们也让欧洲维持着他们的武器禁运。要重申的是，40年来，美国希望、我个人也希望与中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我们不能把武器卖给一个在缺乏任何透明度的情况下发展军事的国家，一个在自己的国家有着这么残暴人权纪录的国家。
问：那么您能不能谈谈“六四”过去25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了哪些变化？
洛德：我认为很重要的是25年来我们一直记得并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应该每年都纪念。当然，25是个重要数字应予强调。我想香港会有很大的抗议活动，我希望这里的活动也是很大的。我可能会到国会作证，纪念这一日子，我希望美国之音和其他人能使这一活动持续下去，因为我感到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将会作为最重要的日子之一载入当代中国史册。我们，包括我自己，当年都希望“六四”后中国会有更大自由，但是那是不成熟的。中国在一些领域有些松动，比如，你怎么上大学或学校，你可以找什么样的工作，到国外旅游，这些都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对表达、集会、宗教自由，对人权的控制却一直非常严厉，最近几年有所恶化，在现领导人领导之下则更加恶化，尤其是从北京主办奥运会以来，非常令人担忧。
所以，要强调的是美中关系的复杂性。美中关系在过去25年来成长了，变得更重要和复杂了。与中国保持积极的关系十分重要，我们双方都不应陷入崛起大国与现有大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美中两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我们在许多地区和全球冲突中分享利益，比如气候变化，在这些领域我们进行合作；如果没有美中合作这些领域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另一方面，中国在人权、台湾、西藏等问题上的立场仍使我们的关系受到限制。
所以，过去25年我们的政策有了极大扩展，更为健康了，因为美国可以与中国合作的领域很多，超出了仅仅平衡苏联的程度，更多经济、文化、科学交流，以及在地区和全球问题上的合作。但是，同时也意味着有了更多互动。我们可以做的很多，因为中国有了巨大发展，他们应该为经济发展得到应有的赞誉。（关系）越是紧张，越是有困难，机会也越多。所以，这是更广泛、更复杂的关系。但我认为两国关系会保持这种状态，在可见未来中国不会成为我们的盟友，因为其人权状况和其他的不同点。另一方面，我们不必互相指责。中国不是苏联，它不侵略其它国家，尽管有时候它会施加其压力。所以，我认为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困难和其重要性都不能有错觉。
问：确实如您所说美中关系过去25里有了很大进展。但是，25年来中国政府对“六四”的政策似乎没有任何改变。我们看到那些“六四”受难者的家属，特别是“天安门母亲”，他们年年向政府递交请愿，要求了解真相和赔偿，25年来政府至今未予任何回应。而这个群体中的人却在逐渐逝去。与此同时，年轻人因为政府的对“六四”的屏蔽几乎不知道历史上曾发生过此事。你认为中国政府会在什么时候认识到必须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认为解决这个问题是一种有利于中国改革的步骤？
洛德：你提出了很多问题，整个“六四”纪念日提出了很多问题。让我来说几点。首先，1989年的“六四”事件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它的广度和范围。多数人说到“六四”想到的是北京的学生在抗议，但是事实是北京各阶层的人们都进行了抗议，不仅学生，学生领头，还有商人、农民、工人、党内人士、军人、记者，来自各阶层的人们，为和平改革、反对贪腐，为更自由表达而团结一致进行抗议。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抗议示威不仅仅发生在北京，而是发生在全国各地。我估计有250到350个城镇发生了抗议示威。因此，人们必须明白，这不仅仅是一些理想型学生，这是中国人民要求更广泛表达的愿望。这一事件之重要不仅对中国而言，而且鼓励了东欧，以及其它地方，如蒙古。因为就在1989年之后，柏林墙倒了，苏联垮了。因此，争取民主和自由的声音在中国各地回荡。而且8周、10周到12周，北京的大街上完全是和平的，没有暴力，甚至没有盗窃，事实上比以往更安全了。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极为愤怒的原因，因为当整个抗议示威已经和平撤离时军队还要进行镇压。
你举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从那天晚上以来残酷的行为一直在延续，那些死难者的母亲仅仅希望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政府实施了对人民的屠杀，却甚至不说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令人无法置信的残酷。这就如同枪毙人还要人付子弹费，我的意思是说这使事情变得更糟。这只是人们为了这一已经发生的事件继续在受折磨的一个例子。而且当局还歪曲历史书，使许多中国的年轻人要么不知道“六四”屠杀——顺便说明，这不是事件，这是屠杀，——完全不知道这件事，要么他们扭曲观点、听从政府版本，认为示威者都一批流氓，企图推翻政府。现在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会密切关注中国政府的官方口径，从那时到现在这一口径还没有改变过。即便现在这代领导人，他们与“六四”并没有关系，你或许认为他们会比较容易改变政府的结论。但“六四”还是相当敏感，他们不会改变。我认为，为了发展经济，获得真正的稳定，以及与美国更好的关系，并吸引台湾，中国假以时日，一定会变得更自由、更民主。当中产阶级正在成长的时候，除了普世价值，有许多理由证明为什么他们必须继续前进。他们改变对“六四”问题的结论是中国变得较少镇压性、更加自由的最好证明，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标记。
我不认为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我认为他们在许多领域里人权在倒退，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不认为这一天会很快到来，我认为他们在许多领域里人权在倒退，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非常令人忧虑的是他们把“六四”从历史书中抹去，就像他们对待文革、大跃进、大饥荒一样。讽刺的是，他们不断攻击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日本有时候确实应该被批——但是，中国却把几十年的历史给抹去了，年轻人无法了解。我确实认为，现在中国有了社交媒体，我认为就连六四这样的问题也会被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
问：您和您夫人都曾对中国的民主运动给予很多支持，但是实际上这些年来海外的中国民主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边缘化了，你曾对此感到过失望吗？
洛德：任何试图促进本国自由的海外运动都会面临困难。我当然不会批评海外运动。我认为有时候逃离中国进行抗议的人们中间会发生争论，在应该缓慢地改变还是激进地改变等策略上存在着分歧，这是不可避免的。冷战时期，逃离俄罗斯和东欧的人们，虽然他们在改变体制上观点一致，也要发生争吵。有时候是为了合法性问题，有时候是为了影响力问题。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我不知道你能期望海外华人做什么。问题是中国利用其经济实力迫使其他国家政府不能对他们施压，确实如此，包括美国在内，尤其是欧洲和日本；不愿失去在中国商务机会的商人，甚至达赖喇嘛去访问的国家，都会遭到中国在经济上的报复。
挪威自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就在遭受中国的折磨，虽然这个决定不是挪威政府而是诺贝尔奖委员会做出的。还有，不仅和平奖得主仍被监禁，连他可怜的妻子也被软禁，这凸显了中国制度的残酷性。难以令人置信！毫无疑问，对比天安门抗议活动时期，今天海外华人看上去是失去了某种重大影响力。但是，重要的是，他们在继续努力。他们提醒美国人正在发生什么。所以，我不批评他们。我认为他们面临巨大挑战。
问：最后一个问题，您对25年前的“六四”事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大家都对那位挡坦克的无名英雄印象深刻。这是一幅不可磨灭的图像。但是，我还是要重复我前面已经说过的，对我而言是那场抗议活动的广泛程度。来自各行各业的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持续了数星期，那不仅仅是学生。抗议活动遍及全国250到300个城镇，因此，它超越了仅仅是学生的诉求。那是对我印象最深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