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中日两国围绕日本是否足够地为侵略历史道歉的纠纷中，尤其是二战期间作为日本最高元首的昭和天皇是否该向中国道歉的质疑在中国有升温的征兆中，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经过求证，展示昭和天皇两次向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歉意的论文。
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明经过交叉核查迄今为止台湾、日本、中国有关的记录，以题为《昭和天皇的对华谢罪》论文，还原昭和天皇（在位1926-1989）先后向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歉的过程。
只是他认为，日本政府封锁了昭和天皇谢罪记录，中国或是领导人没记录意识，或是中国政府文革时期的记录已遗失。以下是石井论文要点。
第一次道歉过程
第一次道歉是日本与中华民国1952年缔结《和平条约》后，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的特使张群同年8月访日。张群是二战前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曾尽力推进与日本的外交关系。9月他在日本接获昭和天皇9月18日会见他的通知。
张群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日本七十年》中说，9月18日是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日子，对我们来说，不是勾起人愉快记忆的日子。日本何以特别选择这一天，是故意吗，我或者不该推测，但也没拒绝的理由。
9月18日，张群到皇宫觐见。觐见记录石井在去年8月日本政府宫内厅向现在的天皇明仁和皇后美智子呈交、9月公开的《昭和天皇实录》中找到。记录如下：“星期四上午，拜谒间里，引见中华民国总统蒋介石特使、访日视察的同国前行政院长张群”，但《实录》里没记载昭和天皇与张群的会话。
是张群在他的回忆录里记述，天皇表情浮着反省之色说，阁下长期努力也没能阻止两国终于兵戎交战，实在令人遗憾，我深感没有与阁下相见的颜面。张群回忆说，他深深地为此话感动，会见也由预定的30分钟延长到50分钟。
石井看到的张群回忆录是1981年中日关系研究会出版、古屋奎二翻译的《我与日本七十年》日文版和产经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日华风云七十年》两书，其中《我与日本七十年》译本中，还附带张群与昭和天皇、皇后，以及当时还是皇太子的明仁天皇欢谈的合影。
石井在论文中写道：“现在来看，当时把没实质统治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当作讲和对象，存在是否妥当的议论余地，但张群访日前，《日华和平条约》在日本国会以多数赞成票通过，而且中华民国政府是日中战争时的中国中央政府”。
论文还分析“昭和天皇选择九·一八纪念日招待张群，是以此表达他真挚遗憾日中战争之意”。
第二次道歉过程
20年后的1972年，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3年4月3日，日本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小川平四郎向时任代理国家主席的董必武递交国书。通常递交国书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但高龄的董必武为避寒南下广州，于是小川在广州一迎宾馆向董必武递交国书并会谈。
会谈伊始，小川就转达了昭和天皇的话：“我对日中两国之间过去有过的不幸战争感到遗憾，并衷心高兴去年两国之间邦交正常化。希望今后两国相互携手为亚洲和平做贡献”。
董必武表示了谢意，并说：“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问题，不过我想今后持着道理谈，是可以解决的”。小川会谈最后也说：“今后日中两国之间还会有种种问题，其中有难题，但我相信正如所指，通过对话加深理解就能解决”。
石井2013年2月20日向日本外务省申请查看已解禁的这一外交记录，经过近一个月审查，3月22日外务省把1973年4月5日凌晨小川发自中国的该电报记录送交石井。
小川是当时外务省中国班的代表人物，昭和天皇在1964至1966年期间，曾因定期听时任外务省国际资料部长的小川“进讲”（讲义），所以彼此应很熟悉。但石井仍对昭和天皇何时、怎样委托小川向中国传话持疑，直至去年石井在《昭和天皇实录》中找到记载，记录1973年3月19日“星期一上午，正殿松间里，接受近期要赴任的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大使小川平四郎拜谒”。
石井相信这就是昭和天皇委托小川向董必武传话的接点，他在论文中写道：“日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关系是从昭和天皇谢罪的语言和董必武通过对话解决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问题的发言开始”。
与邓小平的会谈
中日建交后5年，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为了交换双方批准的条约，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访日。《昭和天皇实录》中记载邓小平与昭和天皇见面的过程：“二十三日星期一午后零时十分起，正殿竹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访日的首脑国宾，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及夫人与皇后一起获得引见。期间对上午在首相官邸完成了条约交换式的副总理说，两国的历史长河里虽有一时不幸，但今后期待推进两国亲善。继合影后，天皇、皇后赠送副总理附带皇室御纹的银制花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赠送天皇、皇后苏州刺绣屏风……”。
石井从1999年辽宁画报出版社出版金孟编著的《国礼》一书中，找到国际友谊博物馆里收藏的昭和天皇所赠的菊纹银制花瓶照片。书中还说，日本民众对邓小平与天皇会谈战战兢兢，担心邓小平会代表全中国人民，面对面地追究侵略中国战争的天皇责任。但邓小平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在各种方面构筑两国和平友好关系并发展。
纪实道理退千年
日本依据“情报公开制度”公开外交记录，期限约30年。但申请查看需经审查。石井说，不获准的申请，外务省答复是“不存在该记录”。
石井在论文中写道：“宫内厅呈交的《昭和天皇实录》让人想起中国唐代的《贞观政要》，唐太宗敦促房玄龄诚实记载君主善恶，对房玄龄编写《太宗实录》里含糊描写唐太宗杀长兄的阴暗记录说：‘史官撰笔写国史，何以必要花时间隐藏事实，应削除虚饰语言写事实’”。
论文称，“撰写《实录》不是为君主施政，但《昭和天皇实录》的编辑毫无疑问苦虑了该如何筛选昭和天皇言行。应提出对这种取舍是否适当的质问”。
论文还指出，“小川大使1973年向外务省发送的电报中说‘希望限制发布本电中陛下语言’，1977年小川出版回忆录《北京的四年》一书，虽记录递交国书一节，但也没提昭和天皇谢罪”。石井认为“日本政府封锁昭和天皇的道歉语言已超过40年，撰写、公开《昭和天皇实录》本是让世人广知昭和天皇对中国谢罪的机会，可惜没采录。如果采录，对厉眼看待日本历史问题的中国应可能发放一种讯息”。
今年8月新华社撰文《谁应为日本侵略战争罪行谢罪》，称怨有头、债有主，裕仁天皇（昭和天皇名裕仁）到死没对日本侵略过的受害国和人民谢罪等，《光明日报》、人民网等刊登后，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强烈抗议，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形容这是“对天皇陛下的显著失礼”。
石井对此说：“新华社应该是不知道昭和天皇向中国的道歉，在台湾一定不难找到张群回忆录，中国当时的领导人虽知道昭和天皇的谢罪，但有没有记录难说，当时中国也还在文革期间”。不过石井也说：“新华社的文章我也看了，文章还指责明仁天皇没谢罪，可是中国社科院等研究日本的学者发表的论文承认了明仁天皇谢罪，所以中国专家之间是知道明仁天皇谢罪的，但昭和天皇对中国谢罪，日本国民也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