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的青春充满伤痕吗？

2020年春天，贾泽尔·史密斯（Jahzeel Smith）还是一名高中生，按照计划，他要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对此他充满着期待。然而，由于COVID-19大流行病导致的各种关闭和取消，这些计划全部泡汤了。

“高中最后一年和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失去了很多，”来自巴尔的摩的21岁的史密斯说。“我没有经历过那些。没有毕业典礼，没有舞会，没有高四周，没有新生周（大学），没有校园生活，没有宿舍。那很糟糕。”

史密斯属于所谓的“Z世代”（Gen Z），即1997年至2012年出生的这代年轻人，年龄从11岁到26岁不等。社会学家、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分校教授帕梅拉·阿伦森（Pamela Aronson）表示，Z世代的生活经历了很多重大干扰。

阿伦森说：“这些人是在大流行病最严重时期长大的，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很多财务不安全、经济不安全、社会政治不安全的问题。因此，许多因素塑造了Z世代的世界观、机遇和不安全感。”

老一辈对Z世代颇有微词。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40%的雇主不愿意雇用Z世代员工，认为他们对职场准备不足。另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相比他们的父母，Z世代更难达到工作上的里程碑。

22岁的加比·德阿布鲁（Gabby DeAbreu）在弗吉尼亚州担任技术顾问，她非常重视人们认为的Z世代员工“软弱”的观念。

“我总是非常有意识地不去证实这个假设或不验证这些想法，”她说。“我尽量不在工作环境或专业环境中证实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我不同意这个假设。”

阿伦森也不这么认为，他的研究重点是向成年的过渡。她说Z世代在某些方面比前几代人面临更多挑战。

“在向成年过渡的过程中，不平等现象有所加剧。文化和规范发生了很多变化，更普遍的是，气候变化、战争、校园枪击事件和快速通货膨胀带来了不安全感。所有这些都给这一代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阿伦森说。“所以，我持相反的观点，并不是说他们比前几代人更软弱，而是他们实际上面临更多的障碍，而他们得到的支持却少得多。”

例如，像《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这样的支持。按照这部法案，从战争中返回的美国人可以得到帮助，来支付大学教育的费用，而史密斯目前无法承担这些学费。

“我当时正在上学，但由于经济问题，我无法完成学业，”这位21岁的年轻人说道，他现在是一名社区林业技术员，在巴尔的摩植树。“他们向我们推销的是你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你可以掌握自己的未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中有很多变量是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你只能应对它。你被发到什么牌，就只能出什么牌。”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史密斯确实希望10年后能够达到财务稳定并拥有房产。最近的研究表明，史密斯的许多同龄人都持有相同的谨慎乐观态度，他们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希望，但对世界却不那么乐观。

“Z世代对世界相当悲观。......他们经历了很多深刻的事件，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比前几代人的时候更加不确定，”专门研究年轻人的数据智能公司“代际实验室”（Generation Lab）的首席运营官马丁·米拉梅扎尼（Matin Mirramezani）说 。

“这是一个悖论，因为他们确实消极地看待世界，但他们非常积极地看待自己的生活，并且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将变成什么样子抱有乐观的看法，”他说。

德阿布鲁就是这种情况，她说她担心过度消费、气候变化、妇女权利和总统候选人的有限选择。至于对自己的未来所持的乐观态度呢？

“如假如我必须给它打分，那么我会给满分10分中的8分。我觉得我相当乐观，”她说。“老实说，我期待能比我的父母做得更好。”

米拉梅扎尼表示，研究表明，Z世代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医疗保健、生育权、经济、环境和气候变化。

“我们看到了气候变化带来的更深远的影响。我们经历了COVID大流行，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刻地改变一切。所以，这是不断经历变化的一代人，”他说。“我认为这体现了他们的韧性，他们已经能够经历这些变化并且仍在适应。”

美国心理学会（APA）2023年《美国人的压力》（Stress in America）报告发现，Z世代成年人的压力水平高于老年人。美国心理学会的临床心理学家林恩·布夫卡（Lynn Bufka）表示，部分原因是年轻人比前几十年的人更容易识别和承认压力。

“人们有了一种语言来描述他们在情感、精神和心理上的状态，而我们的日常文化中并不总是有这种方式，”布夫卡说。“而且，当我们考虑这一特定人群时，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低估大流行病的影响。”

布夫卡表示，在Z世代成年人本应获得与年龄相应的独立性、与家人分开、发展朋友网络和自我意识的时期，这场大流行病迫使他们与父母呆在家里。

她说：“在大流行病期间，其中许多事情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预期的一些正常发育成长可能会在这段时间内被推迟。”

在德阿布鲁大一的时候，大流行病导致学校停课。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父母......在那一年，我在社交方面蓬勃发展，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她说。“但是那样的社交方面被剥夺了。我觉得我有点回到了和父母住在一起时的状态。”

阿伦森表示，Z世代在许多问题上也感到被老一辈抛弃。

“他们认为老一辈在疫情期间没有发挥领导作用。我认为这也反映在气候变化和年轻人的担忧中，他们感觉许多老一辈忽视了气候变化问题，并且没有真正看到学校枪支暴力等事情如何影响了他们。”

阿伦森表示，辅导项目以及在课堂或工作场所中有明确的期待对于帮助陷入困境的年轻人至关重要。她还建议公司提供硬技术技能和软技能——例如团队合作——培训，以帮助大学毕业生更好地适应。

另一个可能加剧Z世代困境的因素是社交媒体，而前几代人在成长过程中并没有社交媒体。这些流行的在线平台可以让遥远的全球问题变得近在眼前。

“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已经深深植根于他们的生活中。获得新闻的方式与过去非常不同。这显然对人们的生活体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米拉梅扎尼说。“他们看到世界上的重大事件，他们十分感同身受。”

社交媒体也会给年轻人带来压力，他们可能会觉得自己做的不如在网络上看到的。

“社交媒体就是标准。社交媒体设定了标准，”史密斯说。“以前做普通人就很好。现在，有了社交媒体之后，做普通人就不那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