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世界新闻自由日，多项香港本地及国际调查分析显示，过去一年香港的新闻自由持续倒退，主要原因与中国因素影响有关。香港记者协会多名成员最近参与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记协主席杨健兴表示，修例将增加香港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风险。有学者表示，香港主流传媒在经济利益等诱因之下，立场已经倾向北京，加上港府推动引渡条例修订，更将成为传媒头上的一把刀。
1993联合国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3日订为世界新闻自由日，主要是纪念1991年在非洲纳米比亚共和国温得和克(Windhoek)一场为非洲媒体声援的研讨会，当时提出的《温得和克宣言》统一列出新闻自由准则。
《温得和克宣言》的主要内容包括，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的规定，建立、维护并促进独立、多元和自由报刊是发展和维护一国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宣言所讲的独立报刊指的是，报刊不受政府、政治或经济控制，也不受编写和分发报纸、杂志和期刊所需的材料和基础设施的限制。
宣言并表示，多元报刊指的是，打破任何种类的垄断，并通过尽量多的报纸、杂志和期刊，反映最广泛的社会言论。走向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世界潮流是对实现人类愿望的极大贡献。
回顾香港过去一年，多项香港本地及国际调查分析显示，香港的新闻自由持续倒退，主要原因与中国因素影响有关。
香港记者协会：新闻自由比一年前倒退
香港记者协会4月中公布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公众人士对香港新闻自由的评分再创新低，只有45分，比对上一年下跌2.1分，跌幅是历年之冠，为这项调查自2013年开始以来之新低。
记协表示，公众人士在衡量香港新闻自由时所考虑的因素，也出现重要变化，北京所占的权重，由往年的第4位，去年跃升至第1位，是6年来首次。
记协的调查显示，81%受访新闻工作者认为，香港新闻自由的整体情况比一年前倒退，25%更认为是大幅倒退。自我审查及北京继续成为主要压力来源。记协表示，516名受访的香港记者当中，有112位表示上级有就关于香港独立的讨论向他们施压，要求不作或少作报导，占总数之22%。
记协表示，69%受访者表示，北京官员近年言行侧重一国先于两制，令他们在报导与此立场不同的声音时感到不安，比例较往年增加6个百分点。记协并表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意见还未反映公众对《逃犯条例》修订可能令新闻自由空间进一步恶化的忧虑。
无国界记者：香港主流传媒早已遵守北京命令
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组织，今年4月中在香港公布的最新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显示，在调查的180个国家及地区当中，香港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第73，较去年下跌3位；中国亦下跌一位至177，排名世界倒数第4位。无国界记者认为，香港的新闻自由都受到中国因素影响，香港主流传统传媒早已迅速遵守北京的命令。
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玮昂在香港接受传媒提问表示，无国界记者非常关注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因为这会直接威胁所有在香港工作的新闻工作者。
艾玮昂说：“我们以往曾经见过有香港居民被中国当局拘捕，实际上有一位是在香港被抓，另一个则是在泰国被抓。他们被指控的控罪都不是他们被拘捕的真正原因，关注到中国目前的法治状况，我们不相信新闻工作者被移交到中国的话，可以有保证受到公平的审讯。”
香港记者协会多名成员参与民阵发起的4-28反引渡条例修订大游行。记协主席杨健兴表示，修例将增加香港记者在中国采访的风险，中国过去不时发生“罗织罪名”事件，以往记者回到香港便安全，但修例后有正式渠道将身在香港的人移交至中国受审，增加中国采访的不明朗因素。
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健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近年都处于较低的排名，由2002年的第18位，下跌至今年的第73位，处于一个有问题的状态，与香港记者协会最近公布的调查完全吻合，包括中国因素、传媒自我审查等。
杨健兴：中国一再演译一国两制
对于香港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17年间大幅下跌55位，杨健兴认为，与中国政府对一国两制的再解读、再演译有关。
杨健兴说：“即是将一个重心、觉得将一国的重要性越来越放大，将两制的重要性越来越收缩的话，过往有的平衡就已经失去了。失去了的话，香港的特色、制度的特点，其实就是一些相当自由的，很重要的就是新闻自由，在这些地方越来越觉得因为在一国的情况之下，它觉得国家安全重要，国家利益是重要，会直接、间接影响到一些社会上传媒如何讨论一些敏感议题，港独的议题、国家安全的一些议题，那些地方的空间收窄了的话，冲击着自由、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这些都反映在调查的结果上。”
杨健兴表示，中国因素对香港主流传媒的影响，主要是这些传媒的老板与中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很多中国的政治、经济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令人担心香港主流传媒对中国问题的报导，在编采上都可能会受到上级，包括管理层、大老板一些有形、无形的压力，短期内看不到有改善的可能。
杨健兴说：“变成有一些问题、有一些议题是少采访、不采访，特别譬如是港独的议题，那个就是令到整个媒体的自由度、以致于报导的多元、言论的多元都会有影响的，这个因素我们看是一个趋势，是一路这样下去，看不到短期可能会有大的一些转变，因为始终中国在香港的影响是越来越大，见到经济、政治(的影响)都越来越大，要改变不容易的。”
对于香港前特首、现任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今年3月中开始，狙击立场倾向反中的香港《苹果日报》，指责该报专栏作者李怡污蔑当时刚去世的香港企业家、中国全国人大代表王敏刚。梁振英连日高调在社交媒体点名在《苹果日报》刊登广告的广告商，又呼吁香港市民罢买这些广告商的产品。
杨健兴表示，梁振英的做法是不适宜的，毕竟他是有公职、属于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的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也是香港的前特首，他的言行会令人觉得是有某种的政治压力。
杨健兴说：“一些做生意的，一个同(北京)中央政府这么接近的人对一个传媒，或者甚至讲得很清楚，叫他们不要在这些传媒登广告的话，无可避免是一种心理压力，或者一种政治压力，这个其实是影响了一种做生意的、即是一种营商的环境，香港商业社会，很多商业机构都是在商言商，从市场及经济的因素去考虑，如果渗入了一些政治的话，其实对香港的经济、社会都不是好事来的。”
为抗议梁振英有打压言论及新闻自由之嫌，社民连主席吴文远4月初发起众筹，4月8日在香港《苹果日报》刊登头版广告，讽刺梁振英，呼吁他“尽快北上取代习总”，48小时内已获近千人响应，总捐款多达16万7千元港币，折合超过21,400美元，反映市民反应相当热烈。
香港越来越流氓化及黑社会化
因为在网媒发表文章质疑梁振英UGL事件，被梁振英入禀法院控告诽谤的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钟剑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来自亲中人士对香港言论及表达自由的打压，手段越来越“污秽”，他举例最近重开的支联会六四纪念馆，连日来有疑似黑社会大汉在大厦入口处疑似“威吓”，他担心香港公共权力的操作，越来越流氓化及黑社会化。
钟剑华说：“你看看一个前特首他可以小小事情就出律师信，利用法律来威吓你，或者可以透过数广告的方式，去令一些广告商要自我克制，来赶绝一张报纸，这些都是一些很不文明及很野蛮的手段，我当然会说香港人，就算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态度，就是你不可以因为有人吓你，就自己调节吧，若果你真是自己调节就中了他计了是不是？”
钟剑华表示，能够保持中立的香港主流传媒已经不多，还有一张主流报纸不断被“数广告”，令更多主流传媒出现自我审查的情况，他认为香港的主流传媒在经济利益等诱因之下，立场已经倾向北京，加上港府推动引渡条例修订，更将成为传媒头上的一把刀。
钟剑华说：“我觉得如果这条法例通过的话，可能进一步令到香港的言论自由会受到压缩，很多人会更加担心，你看看最简单(铜锣湾书店前店长)林荣基都要在法例审议未开始前，都已经走去台湾，我觉得那种潜在的威胁很大，对于很多仍然都想继续捍卫香港的制度，愿意为些事实发声的人来说，这个是一把挂在头顶的刀及剑。”
程翔：香港人将被中国以言治罪
曾经因为写文章批评中共签署新的中俄边界协议，被中国当局控以间谍罪入狱的时事评论员程翔，参与4-28反逃犯条例修订大游行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他参与游行不是基于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修订会影响所有香港人。程翔又表示，据他了解，已经有一些知名的出版社，终止在香港出版一些书籍。
程翔说：“因为我们香港人是很崇尚自由，而且是对中共的一些做法是很反感的，我们现在香港还有一个空间可以发表我们的意见，而这个修例之后呢，会连这个空间都无。我可以很实在告诉你，现在我知道有一些本来很出名的出版社，提出这个条例修订之后，已经马上终止一些原本出(版)的书。”
程翔没有进一步透露终止出版的书籍的具体内容，他又说修例通过之后，再加上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立法的话，到时中国的国家安全法适用于香港，同他一样对中共持批评态度的人，可能真的要考虑离开香港。
程翔说：“因为现在我在香港未有23条之前，我在香港的言论是受保护的，如果23条(立法)之后呢，他可以说我这个言论是颠覆国家(中国)政权的，它(中国)就可以按23条的要求，将我引渡回去(中国受审)。”
香港记者协会星期五(5月3日)发声明表示，早前已联同多个传媒工会及机构致函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要求会面商讨业界深感忧虑之《逃犯条例》修订。保安局日前回复表示，李家超未能抽空会面，记协对于李家超一方面积极与商界代表会面，却未能抽空与传媒业界会面表示遗憾，实难免令人觉得局方漠视传媒行业的诉求。
记协表示，《逃犯条例》修订不单对商界或对传媒行业有所影响，对整个香港的市民亦影响深远。他们忧虑，一旦修例落实，现时香港仅余的言论、出版及新闻自由空间，将严重倒退，记者因忧虑人身安全，面对无形无尽的心理压力，亦将造成寒蝉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