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社会恐慌（Panic）是指因未能预料到的某事而产生的大范围恐惧和焦虑。社会恐慌感强烈的地方，极容易因突发的恐慌而出现群体性事件。四川成都春熙路3月14日下午发生的群体散逃事件，很能说明中国在高压维稳下的极度不稳定状态。
*成都春熙路3.14：寓言与现实的奇幻交错*
成都春熙路3.14群体散逃事件，几乎就是中国寓言“咕咚来了”的现实版。
中国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都读过“咕咚来了”的寓言。寓言有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大致如下：几只小兔子在湖边玩耍，湖中忽然传来“咕咚”的声响，小兔子们吓了一跳，正在猜想发生什么事情，湖中又传来一声“咕咚”，小兔子们吓得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咕咚来了，快逃呀……”，一路上，小兔子们先后遇到了狐狸、小熊和猴子，它们看到小兔子们一边喊着“咕咚来了”一边狂跑，也害怕地跟着一起跑。最后“咕咚”逐渐地被逃跑中的小动物们描述成了一个可怕怪物。直到它们遇上老虎，带它们回到湖边仔细观察，才知道，“咕咚”原来是木瓜从树上掉进湖水里发出的声音。
以下是微博记载的这一盛世实录：
@记者刘向南：2014年3月14日下午四川成都春熙路发生一件事：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那些少数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事，也吓得跑了起来，成都人看的少数民族同胞跑了起来，更吓得尖叫跑起来，于是整条街上的人都边叫着边跑起来……史称“春熙路散逃事件”。
事后检讨，有人说是“谣言害人”，但这个说法不能用在这一事件上，因为以前中国曾发生的大蒜事件、抢盐事件，引发事件的谣言都有个传播发酵过程，春熙路散逃事件几乎就是瞬间发生，整个过程如同“咕咚来了”展示的场景，只是寓言中的“咕咚来了”在现实场景中成了“砍人了”，春熙路散逃事件的狼藉现场也远不及动画片上的画面美观。
*成都为何会上演“咕咚来了”现实版？*
春熙路散逃事件正好发生于2014年两会“曲终奏雅”的次日，发生在每年投入7000-8000多亿人民币维稳的国度，足以说明社会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社会恐慌心理氛围早已形成。
首先，这是当局对昆明3.1暴恐事件过度反应的后续效应，即媒介恐慌诱发的社会恐慌。中国当局对昆明3.1事件的过度反应，不在于开足马力将其宣传为“暴力恐怖袭击案”（如此定性并无问题），而在于将其夸大为国际恐怖势力（比如世维会）策划的一种连续性的恐怖袭击活动当中的一环，在于当局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遣返维人行动。这种宣传与行动的效果，必然让中国人感到风声鹤唳，将维吾尔人（也许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如藏族）与恐怖分子划上等号。否则，不会出现如下场景：“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
美国著名记者、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过“拟态环境” （mimicry environment）这一概念。他认为，由于个体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诸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来了解。因此，媒介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现实社会的重要渠道，并在长期的与媒介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对媒介的高度依赖感。3.1昆明暴恐事件之后，全国媒体的密集宣传及政府的遣返行动，已经让成都人（当然还包括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维族人约等于恐怖分子”的印象。
其次，中国人生存安全感大幅下降，极易诱导出媒介恐慌。标识生存安全感的各项指标当中，社会信任程度是一项重要指标。2013年发表的《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对中国7座城市的近2000名市民进行调查后得出结果：中国2011年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氛围59.7分，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接近社会信任的警戒线。这种情况下，突发性公共事件只要让人们感到对自身生命、财产或利益形成威胁，就有可能引起恐慌心理并迅速传播。
第三，成都还有一些别的城市没有的特殊因素。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让四川人创痛巨深，五年之后又发生了2013年雅安地震。在天灾密集发生的同时，四川官场又因前省委书记周永康的原因，有大批官员落马。这种天灾频发加上政治不安全感的弥漫，让成都人深感社会不稳定，人生无常，因而形成了媒介恐慌极易诱发社会事件的氛围。
第四，成都3.14群体散逃事件与前几年全球发生的《2012》媒介恐慌性质不同。前几年，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有人根据影片中玛雅预言推断出行星与地球将会相撞，更有人公开谴责美国宇航局，称他们刻意隐瞒了将有天外行星撞击地球的“真相”，致使美国宇航局不得不出面就此辟谣。中国也很热闹，有人从《推背图》中找到相应的解说，还有人从《易经》中推出了“世界末日”的具体日期。聪明的中国人从中看到了商机，设计了“诺亚方舟”，一共卖出了20台。
*各种恐慌感交织下的社会恐慌氛围*
《2012》引起的全球性恐慌，缘自公众混淆了媒介产品的信息属性与娱乐属性，误将灾难片中出于娱乐目的的“拟态环境”当作可能将会出现的现实场景，那么成都春熙路3.14散逃事件的发生，则完全缘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安全感下降所导致的社会恐慌。
在正常社会里，消除媒介恐慌比较容易做到，比如增强公众解读媒介信息内容的能力，就能降低社会集合行为的盲目性。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媒介恐慌只是诸多社会恐慌诱发的媒介，并非恐慌本身。中国存在的恐慌当中，有生态环境恐慌、灾难恐慌（地震、泥石流）、公共卫生恐慌（疾病，如SARS、禽流感）、政治恐慌、经济恐慌（经济系统的高度不稳定），这些恐慌对中国人构成极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某天各种恐慌产生交织效应，发生的戏剧性后果很难预测，绝非当局目前纸上谈兵的各种应急预案能够预先防范的。
社会恐慌（Panic）是指因未能预料到的某事而产生的大范围恐惧和焦虑。社会恐慌感强烈的地方，极容易因突发的恐慌而出现群体性事件。四川成都春熙路3月14日下午发生的群体散逃事件，很能说明中国在高压维稳下的极度不稳定状态。
*成都春熙路3.14：寓言与现实的奇幻交错*
成都春熙路3.14群体散逃事件，几乎就是中国寓言“咕咚来了”的现实版。
中国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大都读过“咕咚来了”的寓言。寓言有几个大同小异的版本，大致如下：几只小兔子在湖边玩耍，湖中忽然传来“咕咚”的声响，小兔子们吓了一跳，正在猜想发生什么事情，湖中又传来一声“咕咚”，小兔子们吓得拔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喊：“咕咚来了，快逃呀……”，一路上，小兔子们先后遇到了狐狸、小熊和猴子，它们看到小兔子们一边喊着“咕咚来了”一边狂跑，也害怕地跟着一起跑。最后“咕咚”逐渐地被逃跑中的小动物们描述成了一个可怕怪物。直到它们遇上老虎，带它们回到湖边仔细观察，才知道，“咕咚”原来是木瓜从树上掉进湖水里发出的声音。
以下是微博记载的这一盛世实录：
@记者刘向南：2014年3月14日下午四川成都春熙路发生一件事：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那些少数民族同胞看到成都人跑起来，不知道是什么事，也吓得跑了起来，成都人看的少数民族同胞跑了起来，更吓得尖叫跑起来，于是整条街上的人都边叫着边跑起来……史称“春熙路散逃事件”。
事后检讨，有人说是“谣言害人”，但这个说法不能用在这一事件上，因为以前中国曾发生的大蒜事件、抢盐事件，引发事件的谣言都有个传播发酵过程，春熙路散逃事件几乎就是瞬间发生，整个过程如同“咕咚来了”展示的场景，只是寓言中的“咕咚来了”在现实场景中成了“砍人了”，春熙路散逃事件的狼藉现场也远不及动画片上的画面美观。
*成都为何会上演“咕咚来了”现实版？*
春熙路散逃事件正好发生于2014年两会“曲终奏雅”的次日，发生在每年投入7000-8000多亿人民币维稳的国度，足以说明社会陷入高度紧张状态，社会恐慌心理氛围早已形成。
首先，这是当局对昆明3.1暴恐事件过度反应的后续效应，即媒介恐慌诱发的社会恐慌。中国当局对昆明3.1事件的过度反应，不在于开足马力将其宣传为“暴力恐怖袭击案”（如此定性并无问题），而在于将其夸大为国际恐怖势力（比如世维会）策划的一种连续性的恐怖袭击活动当中的一环，在于当局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遣返维人行动。这种宣传与行动的效果，必然让中国人感到风声鹤唳，将维吾尔人（也许还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如藏族）与恐怖分子划上等号。否则，不会出现如下场景：“一群少数民族同胞在街上走过，看见他们的成都人吓得跑了起来，……”
美国著名记者、传播学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过“拟态环境” （mimicry environment）这一概念。他认为，由于个体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与他们有关的整个外部环境和诸多事物都保持经验性接触。对于超出自身感知以外的事物，人们只能通过各种媒介来了解。因此，媒介成为社会公众了解现实社会的重要渠道，并在长期的与媒介的接触过程中，产生了对媒介的高度依赖感。3.1昆明暴恐事件之后，全国媒体的密集宣传及政府的遣返行动，已经让成都人（当然还包括其他地方的人）产生了“维族人约等于恐怖分子”的印象。
其次，中国人生存安全感大幅下降，极易诱导出媒介恐慌。标识生存安全感的各项指标当中，社会信任程度是一项重要指标。2013年发表的《城市居民社会信任状况调查报告》，对中国7座城市的近2000名市民进行调查后得出结果：中国2011年的社会总体信任程度的氛围59.7分，已经进入了“不信任”水平，接近社会信任的警戒线。这种情况下，突发性公共事件只要让人们感到对自身生命、财产或利益形成威胁，就有可能引起恐慌心理并迅速传播。
第三，成都还有一些别的城市没有的特殊因素。2008年发生的汶川地震让四川人创痛巨深，五年之后又发生了2013年雅安地震。在天灾密集发生的同时，四川官场又因前省委书记周永康的原因，有大批官员落马。这种天灾频发加上政治不安全感的弥漫，让成都人深感社会不稳定，人生无常，因而形成了媒介恐慌极易诱发社会事件的氛围。
第四，成都3.14群体散逃事件与前几年全球发生的《2012》媒介恐慌性质不同。前几年，好莱坞灾难大片《2012》上映后，有人根据影片中玛雅预言推断出行星与地球将会相撞，更有人公开谴责美国宇航局，称他们刻意隐瞒了将有天外行星撞击地球的“真相”，致使美国宇航局不得不出面就此辟谣。中国也很热闹，有人从《推背图》中找到相应的解说，还有人从《易经》中推出了“世界末日”的具体日期。聪明的中国人从中看到了商机，设计了“诺亚方舟”，一共卖出了20台。
*各种恐慌感交织下的社会恐慌氛围*
《2012》引起的全球性恐慌，缘自公众混淆了媒介产品的信息属性与娱乐属性，误将灾难片中出于娱乐目的的“拟态环境”当作可能将会出现的现实场景，那么成都春熙路3.14散逃事件的发生，则完全缘于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安全感下降所导致的社会恐慌。
在正常社会里，消除媒介恐慌比较容易做到，比如增强公众解读媒介信息内容的能力，就能降低社会集合行为的盲目性。但在中国却没有这么容易，因为媒介恐慌只是诸多社会恐慌诱发的媒介，并非恐慌本身。中国存在的恐慌当中，有生态环境恐慌、灾难恐慌（地震、泥石流）、公共卫生恐慌（疾病，如SARS、禽流感）、政治恐慌、经济恐慌（经济系统的高度不稳定），这些恐慌对中国人构成极大的生存压力，如果某天各种恐慌产生交织效应，发生的戏剧性后果很难预测，绝非当局目前纸上谈兵的各种应急预案能够预先防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