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之音主持人樊冬宁于11月11日邀请到知名华人作家、电影编剧严歌苓女士做客《时事大家谈》，分享她的创作经历和对中国国内近况的看法。
严歌苓女士出生在上海的一个书香世家，12岁进入文工团成为一名舞者，后来主动请缨到中越战争的前线担任战地记者。1989年留学美国，嫁给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官。目前她与先生和女儿定居在德国。
严歌苓曾经和张艺谋、陈凯歌、冯小刚、李安等国际知名导演合作创作出《金陵十三钗》、《梅兰芳》、《芳华》、《少女小渔》等多部得奖作品。2020年3月，严歌苓发表了一篇批评中共当局隐瞒新冠疫情真相的文章，声援李文亮医生与武汉日记的作者方方。严歌苓今年2月因为对徐州八孩母亲锁链女的事件感到非常痛心，对中共的领导人表达出愤怒并提出批评。之后，她的作品遭到了中共审查机制的封杀，而“严歌苓”这个名字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被列为了敏感词。
采访实录如下，为阅读方便文本内容有所剪辑和删减。
“无法说出苦难是一个作家的耻辱”
美国之音记者问：首先想请你谈谈刚提到中共当局究竟是怎么样针对您的作品和您本人来进行封杀和威胁？张艺谋导演用您的长篇小说《陆犯焉识》改编创作的电影《一秒钟》在国内和国外上映的时候，都删除了您的名字。您也为此发表了公开信来捍卫自己的署名权。您在公开信中特别强调，身为一名作家有责任说真话。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
严歌苓答：这次疫情从武汉开始，我一直在非常密切的关注。我觉得我们民族实在太苦难了。如果他们的苦难，都不能让我们说出来的话，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这是很大的耻辱。
我知道我说完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是我跟我先生说了，我说我这样一按键钮，它全出去了的话，生活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可能一切都会完全不可逆的改变了。他说“发”。然后我就发了。这种后果、恶果我都想到了。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写的话，我将来很老的时候会非常后悔。我会为自己感到非常的难为情。
问: 您知道可能的后果，但还是选择说了真话。但现在“严歌苓”三个字，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变成了一个敏感词。您的新书可能没有办法上架，电影活动也告停。改编自小说《陆犯焉识》的电影《一秒钟》，现在上映的时候，也无法把你的名字放上去。现在很多笔会组织形容您是以一人之力来抵抗一国的“坦克人”。这些抗议的行动如果无法法得到回应，你有没有考虑要把它升级为一个抵制或是示威的活动？
答：我觉得这还不是作家的一个抵抗形式。作家的抵抗，我认为就是写更好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里，用艺术形式来揭示更多的真相，还原或者记住更多的真相。我不是民运份子，也不是搞政治运动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形式只能是以作品，以我的小说，以我的电影来继续进行抵抗。
我们在全世界雇了3个律师给不同的电影节写信，给很多的电影发行公司写信。就是说，这实际上在国外是一个犯法的行为，是剽窃行为。如果我电影在中国放的，那我非常理解就是导演的付出，投资人的投资，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回报。那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不要说我了，更多的人的付出都可以被抹杀掉，我没有什么很要抗议的。
但是这在国外是犯法的，你总不能让一个电影去犯法的被发行吧。这本小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我说过如果一辈子只写一本书的话，那么就是《陆犯焉识》。我这本书都可以被剽窃，把我的精神产权和知识产权给抹杀掉的话，我觉得太不合理太不公道了。在国外，这么尊重人权和知识产权的这种土地上是不应该发生的。
问: 今年2月您有一篇引发很大反响的文章，是因为徐州八孩母亲锁链女事件写下的《母亲啊母亲》。在事件的发生之际，您和周孝正教授在连线的时候，说出了“习近平是人贩子”这样的话。想请您还原一下，当时是究竟是什么引燃了你的愤怒写下了这篇《母亲啊母亲》，和说出那样的话？
答：我觉得，铁链女那件事足够点燃所有人心里的愤怒吧。怎么还会在21世纪的某个房子里面居然用锁链锁住一个母亲？我觉得这简直是历史倒退了2000年，我觉得太太可怕了，太太魔幻了。所以当时就讲到中国现在孤儿院让要外国人去领的话，每个人要花四、五、六万美金去领个孩子。我觉得这不是卖孩子吗，所以我也很震惊。因为我的女儿就是被领养的。当时我们也只是给孤儿院捐献了3,000块美金。现在你涨到这样子，我觉得不可思议，脱口就说出“人贩子”这个词。难道这样的一个很不知羞耻的政策，一个国家的领导不知道吗？怎么可以任下面的人去去胡作非为到这个地步？中国的名声还要吗？中华民族就成了一帮贪得无厌的人，拿小孤儿去卖钱吗？我觉得当时大概就是被这样的一个情绪给吹上去了，话赶话吧。
我觉得我是很坦荡的，没有什么比我现在的行为更加符合我的性格。如果我能憋得住我已经憋了，我是憋不住。那我就只能这样做，这就是一个人的性格使然，所以我别无选择。
我为荒诞的现实和中华民族的苦难流泪
问: 你用魔幻这两个字来形容铁链女事件。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中国其实不需要再写小说了，只要把这些正在发生的乱象真实的记录下来，已经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部小说，没有必要再加上想象力来吸引读者了。加拿大籍华文作家陈冠中先生曾经说过，在盛世中国做一位小说家，其实你不能享受这种盛世的幸福感，因为中国的现实比虚构还要更荒诞。
答：是的，尤其是最近荒诞的事越来越多。我看到一个3岁的孩子，他的一生就是3年的疫情。所以，他不知道不被捅鼻子的日子是什么样。一直我心里都好酸呐，难过的不得了。然后他就这么死掉了，凄惨到这种地步。我没有办法接受，也没有办法直接写出来。如果你不发现当中的这种荒诞，直接来写我觉得都不是文学了，那就变成了一种直面的控诉了。作为一个小说家，我要等很多东西沉淀了以后长时间的来消化，让这样的资料在我内心慢慢发酵，然后再变成产生一种由水到酒的这种质变，我才能够去创作。
问: 最近还有一出荒诞剧，就是最近河南郑州富士康员工的大逃亡。这么多人在原野上背着行李行走这些震撼的影像，好像冯小刚导演当年的《1942》的真实上演。你怎么看现在的中国这些连卡夫卡都难以想象的荒诞，会不会成为您下一部写作的题材呢？
答：我觉得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都没有去测量过每一层执行的人会如何加入自己人性当中的恶。这个政策被执行到最下面的时候，已经是一个非人的政策了。所以我就觉得，怎么会不把人性的这种弱点、这种缺陷计算进去？我这两年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因为看到这些，我也无法帮助他们。他们那么无助，我经常在网上看完以后就为他们流泪。是的，非常，非常难过。
人为和被迫失忆是一种犯罪
问: 您说自己很希望大家关注《陆犯焉识》，后来张艺谋把它改编成电影《归来》。其中有一个非常触动人心的主题，就是关于断裂的记忆和遗忘这件事情。而您在批评中共隐瞒引擎盖真相的文章《借唐婉三字：瞞瞞瞞》中，也特别提到了人为的失忆和被迫失忆，是中国这个民族苦难的原因。为什么会去特别强调这种记忆上的断裂？
答：我觉得一代一代记住前人的和自己这一代发生的不幸，是避免不幸再发生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中华民族不知道为什么，因为让他繁衍生息的机会实在太少了，好像都是一条一条的缝隙，然后很快战乱又开始了，饥荒又开始了。所以他好像来不及反省。而且根据弗洛伊德的那种人对创伤性记忆的一种保护机制，它为了人健康的成长，会把不愉快的、很羞耻的或者什么东西压到这种潜意识里面。我觉得是不是中华民族有更比其他民族更强大的这种保护机制。如果是中华民族的一种特点的话，那我觉得现在的政府就更加的把它强化了。比如说在我们搞创作的时候，这个不让提了，这个不让说了。然后又用一种很巧妙的文字替换，比如说“文革”变成了“伟大探索”了。
民族历史在犯罪，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糟糕。为什么犹太民族能够那么坚强那么卓越，就是因为他们从来不忘记自己受屈辱被驱赶被迫害被残杀的这些历史。他们是一有机会就要讲的。我们反而是不管是自己人给自己人的残害，还是外族给自己的残害，好像很快就把它遗忘。有的是记忆的，但是用一种非常夸张的荒唐的手法，比如说简直是滑稽戏一样的抗日神剧。有的就是根本不让提了。
问: 你怎么看现在中共一党专制钳制言论的自由？好像到了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有人形容是不是退回了像清朝的那种文字狱，或是甚至是秦始皇时期。我举一个最新的例子，就是最近别克在中国发布了一款新车，它宣传的重点是椅子很舒服，这是一把坐上去就不想下来的椅子。结果这样的广告词被认为是有政治隐喻，影射现在当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坐上了龙椅就到点儿不下车。那么目前传出了别克广告在中国是被全网封杀。你怎么看这个最新的例子？
答：那你不可怜这样的一个人吗？内心虚到这个地步，已经成了一个笑话了。你已经没有办法再评说什么了，这简直就是一桩笑话。一个内心强大的人怎么可能是会这样？或者就是大家这样帮他去做？也就是使他不断的虚弱。很可悲很可怜也很可笑。
越来越受管制的创作空间让人窒息
问：我想请您谈一下自己的个人经历。我们知道这非常的独特，甚至有些人说严歌苓女士的故事可能比她所创作的小说和电影更加动人。您的个人经历中有哪些细节成为了创作上的灵感？
答：从小当兵的情节在我很多作品里都能够看得到。比如说《芳华》，《灰舞鞋》，《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这些都能看到我生活经历的影子。从一个小孩那样的一个小女兵，很快就变成了西藏的巡回演出路上的一个文艺战士。这么早就进入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文山川。比如说像西藏那样的大山大川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这些经历很快打开了我的这种小女孩的一种情怀。所以经常有人说我跟张爱玲最不像的就是我写没有写过小女人的东西。还有一些是绝对是跟我的经历完全不同的，比如《小姨多鹤》、《陆犯焉识》这样的作品。
问：在前面我们提到的公开信中，您也特别去强调了身为一个作家，是有责任说真话的。当然您现在的抉择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您会呼吁其他在中国从事创作剧本或是小说的人也拿出良心说更多的真话吗？
答：他想不想，有没有这种勇气，不是你能呼吁的。如果他们打算这样做的话，我不呼吁他们早就也做了。如果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做，那我呼吁也没用。反正我自己觉得我要做我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我不会拿这样的标准去要求其他人。
问：您怎么看跟您曾经合作过的很多中国知名的导演，张艺谋、冯小刚等等，现在有很多人会批评他们，是不是失去了创作者的灵魂，变成了中共的御用导演。甚至也有各界在疯传或热议，这些导演们近来也在面临中国现在的乱象，也选择要“润”出中国。您怎么看他们的抉择呢？
答：就像我刚才说的，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选择。有的人非常在乎他的市场和他的观众，离不开他们，我觉得这也是有情可原。但是一切都不能够阻止我已经做的这些事。人各有志，人的性格有异。所以我不会去批评或者是去对我的同行去说很贬义的话。我认为他们这样做是有他们自己的道理。
问：还有一位网友的提问我觉得也很有意思。他说能否请严歌苓女士谈一谈今天中国的社会和文化控制对中国文学界造成的影响。中国文学界曾经在八九十年代有相当活跃的时期。您现在和中国国内的作家们有联系吗？了不了解他们的想法？
答：曾经中国文学界八九十年代其实是比较活跃的，但现在受到了一些言论思想的控制。我就觉得八九十年代是我们当时的一个梦，突然之间就是十年一绝。就是梦醒了以后，又回到了政审，什么都不让提了。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蓬勃，那些年其实电影人还是很苦恼的，常常是为了一个审查昼夜睡不着觉。然后作品给砍的七零八落，你都不知道怎么收拾它，怎么既能通过，又不牺牲掉自己电影的主要艺术主张。所以一直是一个我们的最大的困境。当然现在就越来越就更加的严酷。我觉得所以要另外走一条路。就像我89年出来，也没有打算再回去。
问：谈谈您现在定居德国的一些生活点滴和心境？刚刚您说很窒息，让可能关注你的网友们会觉得很难过，您现在的心情，还有写作的情况怎么样？
答：当然每天看到这么多坏消息，我心情也都是会坏一下。今天又听说广州还是哪里一个楼被封了一会，失火了人跑不出去，有人就从楼上跳下去死了。所以你每天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窒息吗？你难道不为民族感到窒息吗。我现在的生活是比较轻松的。我今天完成了个长篇小说，然后很快我会进入一个剧本的写作。我觉得对我来讲一切都还像过去一样，没什么改变。写作是我的疗养所，是我的避难所，一旦进入写作了我觉得什么都不是事了。
我觉得我还是很有定力的一个人。一个人要找到内心的这种定力，实际上很多事情你都会看的更加超越一些，更加的心理平衡一些。我过去在大陆每年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然后一下子没有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生活。人说从简入奢是容易，从奢入俭难，是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也容易，就是现在随着岁数的增加，随着欲望的减低，生活是可以变得简单的。而且在柏林这样的地方有很多大湖，有很多森林，欧洲又是一个你坐1个小时飞机就能看到不同的文化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的让人产生幸福感的事情。
问：新书的内容跟我们介绍一下。刚也提到了是写给您的女儿的，为什么选这样一个题材呢？
答：她不看小说，我必须给她写一本，就给她看的。内容也触及到中国的一胎化政策。因为她就是因为一胎化政策被抛弃的，然后我在孤儿院里看到3个月的她，然后这样我们缘分才开始的。但是她是一个很幸运的小姑娘。还有小姑娘刚生下来就被掐死了，被扔到马桶，被抛弃到街头没有人管。所以我要告诉她，从她自己的这样一条生命线的开始，这条生命线连的这块国土叫什么，叫中国。中国现在发生什么和过去发生什么，和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了我们这样一个家族，这个家族是怎么回事。
（严歌苓发表的是她的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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