聿文视界: 中南海游戏规则早已改变，但政变遥传者思维仍停留在以前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二十大即将举行。同往届党代会相比，今年人们能够感受到舆论环境有一个明显不同，就是对中南海的谣传特别多，包括政变谣传。有人戏言，在过去几年，习都不知被软禁过多少次。而最近的政变谣传，虽然习已现身，可很多人依然相信他已被控制。

能理解很多人由于对现状的无可奈何，于是怀有一种期待，希望在蛛丝马迹中看到某种不利习的变化，并将它放大。就习在这10年的所作所为，开历史倒车，将中国带向一个危险境地而言，他统治下的人民有理由向他表达不满，发泄无论是基于个人还是公共情怀的愤怒，要求中共更换其领导人。这是天经地义的。

但是，如果真的相信中南海发生了政变，并想通过政变之类谣传谣翻习近平政权或者中共，至少从当下来说，是很不现实的。许多人笃信在中国“谣言”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于是乐此不疲，制造或者传播这类谣言。然而，对“谣言”到底是不是遥遥领先的预言，还是要分具体情况和情景的，不能一概笼统视之。政变之类的谣言就不适合这么说。为什么这些政变的谣传事后没有一起得到证实？原因在于，它没有基本事实的支撑，只是看到某种迹象，于是就产生联想，但这两者的逻辑关系其实是建立不起来的。以最近这次政变谣传为例，习从中亚提前回国，缺席军改会，久不露面，这些迹象似乎显示中南海发生政变，习被软禁。但习不过是没参加东道主为上合峰会领导人主办的晚宴而已。对习来说，他首次出国，如果有些担心在这个晚宴上感染病毒而提前回国，也不难理解。

退一步言，就算北京有事习需提前回国，也绝不是发生了政变，因为很难解释，同行的外长王毅和外事委主任杨洁篪没有在政变中被扣留。这不符合政变的规律。王毅旋即出席联大会议，依然口口声声言称习主席的指示，杨洁篪也到福建同俄罗斯的联邦安全秘书会谈。独习在公共场合消失，是因为他要遵守防疫规定隔离十天。7月习从香港回来，也是隔离了两周。海外回国需隔离，这是官方规定，清零是习强加给大众的，你强行推行的政策当然自己先要遵守，哪怕是做表面文章，也要给民众做个表率，否则别人就有理由不遵守。至于王毅杨洁篪没有隔离，那是外交需要。但是习不能落人把柄，尤其在大众都在呼吁废除清零之时。所以隔离时间一到，他也就公开了活动。

不管政变谣传者出于怎样的心理动机制造或传播此类谣言，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对中南海的看法和思维模式还停留在以前，过于从政治斗争的角度去看待中共高层不同的政策分歧，并放大它的激烈程度。中南海的黑箱作业模式固然让外界猜不透“海”里发生了什么，习也发出“伟大斗争”的号召，但从中共文件、官方学者的解读，其实都读不出伟大斗争指的是人事、权力和路线方面的斗争，而更多强调的是党员干部在面对复杂多变的形势以及艰难困苦的任务，要有斗争的精神、意志、本领和自觉性。自习成为核心，一统中共这个“江湖”后，此类斗争不能说完全绝迹，但大大减少，尤其是针对习的权力和路线斗争，不会存在，原因很简单，习没有对手。

毛搞文革，一个说法是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毛要打倒刘。三年灾荒让毛的权威在高层严重受损，而当时的中央一线二线设置也使毛意识到自己有可能被架空，从这个角度看毛有理由打倒刘。问题是尽管毛的权威受损，但在毛刘力量的对比中，刘远远不是毛对手，所以毛公开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一个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还是同毛一样的老资格的中共领导人。由此可见，当两个政治对手之间的力量过于悬殊，强者一方无需采取什么阴谋手段就可把对方打倒，只要他愿意；弱者除非被逼到生死地步，也不可能对强者进行反击，因为他明知这样没有胜算。事实上，在中共的政治斗争史上，对毛和邓这类政治强人，他的对手并不敢真去挑战他们的权威，更不用说把他们拉下马取而代之。

习的权威和权力自然不能跟毛相比，但习的政治对手也没有刘这样的实力。问题还在于，习和他的中南海对手之间，并未到你死我活不相容地步，需要后者发动政变软禁习。另外，习现在在制服党内同僚方面，有一件十分有效的政治工具，这就是他在政治建设的遮掩下，在党内建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规范，可以利用党的机器和制度合法地迫使他们接受习的领导。这是毛不具有的，当然毛也不需要。

习这些年在政治上做了两个动作，一是在国家推行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二是在党内大搞政治建设。两者都是要将习的意志变成一种规范，前者是所谓的习氏法治；后者则在党内立规。政治建设的首要目的，是突出和加强习的政治权威和核心地位，并在党内规矩上体现这一点。中共在2019年1月出台了《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对此作出部署。后来当局在评价一个干部的政治立场时，频繁使用“政治站位”一词，官员上任，是政治站位高，官员落马，是政治站位出问题，衡量标准就看一个官员是否拥护和忠于习，严格遵守和执行习定下的党内政治规矩。

其中习给党内高层立下的一个政治规矩，就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党组成员，最高法、最高检党组书记，年末向习作书面述职。中共以前的领导人，包括毛，从来没有这样有意识地把自己和其他政治局成员拉开距离。毛在生气时，也会叫官员写检讨，但这完全取决毛的心情，而不是一个正式的制度安排。这个做法是习开创的先例，用一种制度化的形式把自己凌驾于其他政治局成员之上，也就是凌驾于党中央这个集体和全党之上，已经进行了几年，但24位政治局成员竟奈何不得，每年都得向习汇报工作，听取他的点评和指示。

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他是以党中央的名义搞的，如果有哪个政治局委员不向他述职，问题的性质就变了，不只是对他个人权威的藐视，变成了对党的总书记的藐视，从而也是对党中央的藐视，换言之，是一种反党行为。中共现在的官僚，也许有胆量反习，但绝对没有胆量反党，离开了党，他什么都不是。当年薄熙来意气风发时，也曾有高参劝他公开竖旗反胡，但一想到这样做会被看作反党，就不敢。胡那时尚未在党内立一大堆这类规矩。而习的政治建设和党内立规，实际上正是基于胡的弱势总书记的教训而做的。在习掌控党机器和合法性的情况下，中南海的高官都怕担反党罪名，尽管中共如今不用这个指控。
可以说，习用这一手，再加上反腐，彻底改变了中南海的游戏规则，驯服了他的党内同僚。习当然做不到一手遮天，也不可能一手遮天，也用不着一手遮天，但假如他的意见同多数常委发生冲突而他又不愿改变时，能够想象到的情形是多数常委迁就他，而不是相反。清零政策就是现成一例。清零搞得民怨很大，百业凋敝，经济半死不活，他不想废除，大家就只能继续忍着。

可惜，很多人看不到中南海游戏规则早已改变，指望李克强们或退下来的总书记和常委去反习。对习的党内对手和政治反对派，包括海外的反习力量来说，要反习，需要针对这种新的情况，寻找和采取更有效的反对策略，而不是一味相信此类破绽百出的低级谣言的舆论“威力”。但这是另一话题，在此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