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 —
从秦火火、薛蛮子，到“两高”释法，中国政府发起的这场像暴洪般袭来的清网运动看起来比以往在言论控制方面的动作来的更为严厉，而其目标则被认为是明确指向那些人气旺盛的网络意见领袖，也就是所谓的大V。在这场尚不知如何收场的运动仍在进行之时，几位中国学者对中共治下的网络环境、言论空间和法治谈了各自看法。
中国“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网络诽谤罪作出司法解释，在法学界引发争议。
“两高”此次匆忙释法是要配合当局发起的打击网络谣言活动，这一点看起来没有疑问。问题在于“两高”的释法是否合法。
*“两高”释法是否合法？*
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教授对“两高”此举持正面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对网络诽谤罪进行解释，并定下量化入罪标准，可以避免扩大打击面。
而批评者除了对其中有关谣言被“点击5千次”或者“转发500次”便可视作情节严重而面临最多3年徒刑提出非议，认为标准过低，更对“两高”是否有权这样释法提出疑问。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为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两高”的司法解释对可公诉的诽谤罪，以及“口袋罪”寻衅滋事罪进行了扩大解释，属于越权解释，“明显是为这场‘运动化司法’进行背书。”
*贺卫方：中国司法不独立添新例证*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也批评说，这种对于网络虚假信息数字化的做法看起来是个创新，但实际上很容易让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陷入可怕境地。
贺卫方进而说：“再加上中国的司法不独立，经常受制于公权力的操控，党、政，甚至有腐败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的这样的一种规范，实际上是相当令人遗憾的，也为一个事实添加了一个例证，那就是中国的司法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
这位法律学者在新浪微博上粉丝超过百万，算是大V。尽管分析普遍认为此次运动的下手对象正是大V们，但他并不怎么担心，因为他是完全自主地就具体案件发表评论，与谣言无关。
贺卫方说，自己在微博上发表的评论不多，甚至还有周期性的想要告别这种媒体的感觉，因为除了费时费事，还有充斥微博的谩骂和语言暴力。
但是，尽管他个人认为网络为躲在角落里的恶毒谩骂者提供了太大的空间，因而感到不胜其扰，甚至时不时想要退出微博，但他还是觉得网络对中国来说是个特别有价值的事情，是能推动中国整个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朝向一个更加自由的社会发展的重要的动力。
*网络是中国政治法律制度走向自由的动力*
谈到对网络言论的控制，贺卫方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说，任何对于这种言论的管制都需要进行比较复杂的、认真的法律的论证。
这位法学教授说，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让任何言论都得以自由发表。而谈到中国的言论管制时，贺卫方说：“但是中国在管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太严重的对自由的忽视，也就是说，它根本不顾及言论自由的规范。其实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比任何一个网络上的个人造谣要严重的多。他们经常造一些假话，但他们不会受到惩罚。”
历史学家、大V章立凡也曾说过“民谣要抓”，“官谣也要抓”。谈及“两高”释法，他戏称该司法解释出台后，网上针对他和他家人的匿名人身攻击和谩骂减少了，所以它不只有打击言论自由的功效。
*章立凡：互联网规则不应阻碍言论自由*
章立凡认为，互联网应当有规则，但制定规则不能无视一个重要前提。他说：“我觉得有规则比没有规则好。互联网是应该有规则的。但是规则需要合理，需要保障宪法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而不是限制言论自由。”
他认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在法学界引发争议，是因为“两高”实际上已经不是在释法，而是在重新立法；而“两高”重新立法则僭越了全国人大的权力。作为网民，章立凡则有个疑问，就是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
*谣言与言论自由的界限*
这位中国近代史学家说，谣言或诽谤，与言论自由之间应当是有界限的；但在中国，这个界限却很难说清楚。
他提及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讲过，要让人说真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说，习近平既然这样讲了，这个“无则加勉”就应该有个标准 – “无”是不是可以认定是谣言或诽谤？
章立凡说：“‘无则加勉’在原义上指的就是说人家说的不对的也可以用来惕励自己吧。这个解释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也被毛泽东曾经不正常地运用过。在57年的时候，（毛）也是放出这种话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话隔了这么多年，习主席又说了。可是这个话，如果按现在这个法律，那么怎么样衡量。那么所谓的“无”是不是谣言？应该有一个标准？”
“两高”就网络谣言和诽谤作出司法解释后，还没有用于某个具体案例的消息。章立凡说，他现在最为关切的就是谁会成为该司法解释的第一个对象；因为他们在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心目中已经圈定了一些人，因此这样的案例出现，会象李庄案那样具有典型意义。
*司法解释第一案将有典型意义*
“两高”释法能否真的让这些所谓网络意见领袖们噤声？章立凡说，其实大家并没有什么畏惧。他说，现在网民是互相嘲弄的口吻，这本身就说明政府、“两高”的法律已经没有权威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认为，网络禁言对于政府来说也有相当大的成本：一方面，如果禁言，微博作为了解民情的内参功用就发挥不起来了；再者，新浪这个上市公司的流量如果因此下降，那些与该公司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上层或他们的家属也不会高兴。
邱林川说，这和从前颁布，现今有效却已无用的网络实名制法规一样，只是换了把大旗吓唬吓唬网民。
*邱林川：司法解释或很快无用*
他说，这一轮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或是当局为了转移公众对薄熙来审判的视线，也可能与习近平刚刚就任有关。
邱林川说：“肯定过了一阵会放松的。这个是我们叫的‘收放循环’。上台时在政治方面收一点，民生方面放一点。但是收也有成本，放也会有收益。明年会越来越放。”
*“政左经右”思路下的中共或走向新权威主义*
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中共整体上的思路是所谓“政左经右”，可能会走向新权威主义的道路；而这样就要打压言论，限制个人自由 。
章立凡说：“官民之间目前是存在着言论自由的博弈，而在高层可能更存在着权力上的博弈，因此未来究竟会如何将取决于这种博弈的结果。但是他认为有一个趋势已经很清楚，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谁也不鸟谁”的时代，因为现在的官媒也在发出不同的声音，各唱各的调；民间和官方一样，也是各唱各的调，因此要想建立一个接近绝对的权威，或者一个超越毛泽东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
章立凡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信息可以垄断的时代；既然这个信息是流动的，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言论和思想。
中国“两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就网络诽谤罪作出司法解释，在法学界引发争议。
“两高”此次匆忙释法是要配合当局发起的打击网络谣言活动，这一点看起来没有疑问。问题在于“两高”的释法是否合法。
*“两高”释法是否合法？*
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陈光中教授对“两高”此举持正面态度。他对美国之音说，对网络诽谤罪进行解释，并定下量化入罪标准，可以避免扩大打击面。
而批评者除了对其中有关谣言被“点击5千次”或者“转发500次”便可视作情节严重而面临最多3年徒刑提出非议，认为标准过低，更对“两高”是否有权这样释法提出疑问。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徐昕为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两高”的司法解释对可公诉的诽谤罪，以及“口袋罪”寻衅滋事罪进行了扩大解释，属于越权解释，“明显是为这场‘运动化司法’进行背书。”
*贺卫方：中国司法不独立添新例证*
北京大学法学教授贺卫方也批评说，这种对于网络虚假信息数字化的做法看起来是个创新，但实际上很容易让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的人陷入可怕境地。
贺卫方进而说：“再加上中国的司法不独立，经常受制于公权力的操控，党、政，甚至有腐败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的这样的一种规范，实际上是相当令人遗憾的，也为一个事实添加了一个例证，那就是中国的司法根本谈不上什么独立。”
这位法律学者在新浪微博上粉丝超过百万，算是大V。尽管分析普遍认为此次运动的下手对象正是大V们，但他并不怎么担心，因为他是完全自主地就具体案件发表评论，与谣言无关。
贺卫方说，自己在微博上发表的评论不多，甚至还有周期性的想要告别这种媒体的感觉，因为除了费时费事，还有充斥微博的谩骂和语言暴力。
再加上中国的司法不独立，经常受制于公权力的操控，党、政，甚至有腐败的因素。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出台的这样的一种规范，实际上是相当令人遗憾的...---贺卫方
*网络是中国政治法律制度走向自由的动力*
谈到对网络言论的控制，贺卫方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说，任何对于这种言论的管制都需要进行比较复杂的、认真的法律的论证。
这位法学教授说，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让任何言论都得以自由发表。而谈到中国的言论管制时，贺卫方说：“但是中国在管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存在着一种太严重的对自由的忽视，也就是说，它根本不顾及言论自由的规范。其实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比任何一个网络上的个人造谣要严重的多。他们经常造一些假话，但他们不会受到惩罚。”
历史学家、大V章立凡也曾说过“民谣要抓”，“官谣也要抓”。谈及“两高”释法，他戏称该司法解释出台后，网上针对他和他家人的匿名人身攻击和谩骂减少了，所以它不只有打击言论自由的功效。
*章立凡：互联网规则不应阻碍言论自由*
章立凡认为，互联网应当有规则，但制定规则不能无视一个重要前提。他说：“我觉得有规则比没有规则好。互联网是应该有规则的。但是规则需要合理，需要保障宪法三十五条规定的言论自由，而不是限制言论自由。”
他认为，“两高”的司法解释在法学界引发争议，是因为“两高”实际上已经不是在释法，而是在重新立法；而“两高”重新立法则僭越了全国人大的权力。作为网民，章立凡则有个疑问，就是这个标准是怎么来的？
*谣言与言论自由的界限*
这位中国近代史学家说，谣言或诽谤，与言论自由之间应当是有界限的；但在中国，这个界限却很难说清楚。
他提及中共新任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讲过，要让人说真话，“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说，习近平既然这样讲了，这个“无则加勉”就应该有个标准 – “无”是不是可以认定是谣言或诽谤？
章立凡说：“‘无则加勉’在原义上指的就是说人家说的不对的也可以用来惕励自己吧。这个解释我认为是正常的，但是也被毛泽东曾经不正常地运用过。在57年的时候，（毛）也是放出这种话来：‘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个话隔了这么多年，习主席又说了。可是这个话，如果按现在这个法律，那么怎么样衡量。那么所谓的“无”是不是谣言？应该有一个标准？”
“两高”就网络谣言和诽谤作出司法解释后，还没有用于某个具体案例的消息。章立凡说，他现在最为关切的就是谁会成为该司法解释的第一个对象；因为他们在制定这个法律的时候，心目中已经圈定了一些人，因此这样的案例出现，会象李庄案那样具有典型意义。
*司法解释第一案将有典型意义*
“两高”释法能否真的让这些所谓网络意见领袖们噤声？章立凡说，其实大家并没有什么畏惧。他说，现在网民是互相嘲弄的口吻，这本身就说明政府、“两高”的法律已经没有权威了。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邱林川认为，网络禁言对于政府来说也有相当大的成本：一方面，如果禁言，微博作为了解民情的内参功用就发挥不起来了；再者，新浪这个上市公司的流量如果因此下降，那些与该公司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上层或他们的家属也不会高兴。
邱林川说，这和从前颁布，现今有效却已无用的网络实名制法规一样，只是换了把大旗吓唬吓唬网民。
*邱林川：司法解释或很快无用*
他说，这一轮打击网络谣言的运动或是当局为了转移公众对薄熙来审判的视线，也可能与习近平刚刚就任有关。
邱林川说：“肯定过了一阵会放松的。这个是我们叫的‘收放循环’。上台时在政治方面收一点，民生方面放一点。但是收也有成本，放也会有收益。明年会越来越放。”
*“政左经右”思路下的中共或走向新权威主义*
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中共整体上的思路是所谓“政左经右”，可能会走向新权威主义的道路；而这样就要打压言论，限制个人自由 。
章立凡说：“官民之间目前是存在着言论自由的博弈，而在高层可能更存在着权力上的博弈，因此未来究竟会如何将取决于这种博弈的结果。但是他认为有一个趋势已经很清楚，就是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一个“谁也不鸟谁”的时代，因为现在的官媒也在发出不同的声音，各唱各的调；民间和官方一样，也是各唱各的调，因此要想建立一个接近绝对的权威，或者一个超越毛泽东的权威，都是不可能的。”
章立凡认为，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信息可以垄断的时代；既然这个信息是流动的，那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言论和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