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云南农村帮家人一起在网上出售新鲜蔬菜水果的高雨（化名）最近又遇到了问题。尽管她和家人投入成本，扩大了自己家“多多生鲜店铺”的经营规模，但是利润还是越来越薄。“感觉大家都没钱了，”她告诉记者。她又开始感受到了拮据，也开始搜索是否有可能再回到自己的大学所在的城市广州去寻找工作。
12月15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中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为2021年12月以来最低，且低于疫情前2019年同期的5.1%。高雨的窘迫应该不在中国官方的数据中。在星期五的新闻发布会上，在被问到“青年失业率”的时候，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刘爱华说，“目前国家统计局正在对青年失业率相关方法制度进行完善，待相关统计工作进一步完善之后，将适时发布有关情况。”
事实上，在今年6月中国城镇16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后，中国国家统计局于8月宣布将不再发布这一数据。当时，就有人预测当2023年应届生从大学毕业后，失业率会继续上升。
“上山下乡”
2020年大学毕业后，高雨曾试着在广州站稳脚跟。新冠疫情的反复让当地的许多中小企业都经营困难，她找工作也并不顺利。她曾经短暂地在几家互联网公司做文职工作，但四五千每月的收入并不足以支付她在广州的生活开销。与此同时，云南老家的大舅等亲戚开始在“多多买菜”上出售自家田里种植的农产品，因为疫情期间大家出门不便，店铺刚开就有很多生意，他们希望家族中唯一的大学生高雨可以回来帮忙。
“我一开始是不太愿意回去的，”她告诉记者。她和许多在农村生活的年轻人一样，希望通过考上大学改变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留在大城市，找到一份白领工作，实现阶级跨越。她喜欢写作，理想的工作是在知名广告公司做文案，对于回老家做电商，她表示：“我本来不是很想做的，因为没有接触过，而且我对这一块其实不是很感兴趣”。
当高雨再一次为支付房租捉襟见肘时，她终于下定决心回到老家。家人将她送到村里已经做出规模的电商那里培训了两三天后，她就成了家中店铺的主要劳动力：她负责写文案，拍照片，设计推广活动，做售后服务。她每天从早上八点工作到半夜，甚至是凌晨三四点。全家人都加班加点打包，发货。
高雨是大学毕业返回家乡的众多中国年轻人之一。今年4月，中国政府鼓励年轻人前往农村地区工作。2023年4月，仅广东省就出台了一项行动方案，明确提到将在2025年年底累计动员10万青年下乡“帮扶”等。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本·斯泰尔(Benn Steil)认为，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不会满足于回到位于小城市或者农村的家乡发展，因为“他们想要和他们父母辈一样的机会，可以迈入中产阶级，可以有能力建立并支持自己的家庭”。
“躺平”、“慢就业”与“全职儿女”
另有一些年轻人通过“躺平”和“啃老”等行为来应对就业机会的匮乏。“全职儿女”是今年中国互联网上的新兴词汇，指代已经成年的孩子不参与全职工作，而是和父母一起居住，通过陪伴父母获得一定经济上的支持。他们中的有些人在准备研究生考试和公务员考试，有些人在不断投递简历，有些人则完全“躺平”。
今年7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经济学副教授张丹丹在《财新》杂志上撰文表示，中国青年失业率可能被低估了。她写道：“就业市场状况不好的情况下，大量劳动力会选择观望、等待，或者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他们通常被失业率统计忽略，导致对劳动力整体情况的误判”。
在北京与父母同住的杰西（Jacey）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自称是“躺平”的“啃老族”，但他觉得自己的状况在年轻人中挺有代表性，经常在微博等网络平台上发现和自己一样“不上班或者找不到工作的人”。
大学毕业后，他工作了一年，攒够钱后于2019年底去日本读语言学校。一年的语言学校结束，他花了两年的时间准备日语考试，申请日本的学校，但是屡次失败，并于今年二月回到北京。
因为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持，他虽然也想过要找工作，但是也并没有特别的紧迫感。他说：“比如看见餐馆贴出招工，我不会去，因为我很懒”。他承认自己现在“确实和社会有些脱节了”，而且对找工作这件事“心里很抵触”。他说，他目前考虑开始找工作，虽然表示自己并不喜欢北京，但是不打算找其他城市的工作，“毕竟在家里不用付房租”。
“慢就业”是不断在中国的媒体报道和调查问卷中出现的另一个新词。该名称指代应届毕业生中暂未进入就业市场的人群，包含“继续深造后就业”和“暂缓就业”两部分。
调查显示，几个月来，“慢就业”比例整体呈升高趋势。今年9月，《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2009名受访者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72.9%的受访者周围有“慢就业”的大学生。
扩招公务员、研究生，政府措施“治标不治本”
根据中新网10月的报道，2024年中国国家公务员计划招录3.96万人，相比去年扩招约6.7%。对比2020年的2.41万人，2024年国考招录人数涨幅超六成。今年公务员的省考也大幅扩招，扩招幅度达到17%。另外，许多高校都进行了研究生的扩招。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24研究生扩招5.61%。
但是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斯泰尔认为，这些措施并没有触及到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本质原因。他将现在的高青年失业率归咎为供需不平等。他解释说，中国近年来通过大量扩招，本科和硕士毕业生越来越多，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景气，需要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的岗位却越来越少。
同时，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却不能为大学生毕业生创造他们所需要的工作岗位。他说，“但这些木工和瓦工的工作机会，并不是中国的大学生所寻求的工作机会”。
他还提到中国政府近年来对教育行业和高科技行业的打压，这些行业恰好是大学毕业生喜欢从事的行业，也因此让职业市场中的供需更加不平衡。
2019年从亳州大学小学英语教育毕业的付紫荆告诉记者，自己的不少同学都因为中国政府于2021年对于教培行业的打击而难以找到工作。她的两位2020年毕业的学妹至今都没有找到工作，虽然“她们一直在考公（即参加公务员考试），考编（考教师编制），哪里有合适的岗位就去哪里考”，但因为竞争激烈，三年来都没有考上。
她说，她也注意到老家这几年多了很多年轻人，“他们有的创业，有的就待在家里‘啃老’”，而在疫情之前，老家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因为他们都去城市里寻找更好的机会了。
付紫荆自己毕业后在老家一所私立小学中找到英语老师的工作，做了半年遇到疫情就失了业。之后她报名考教师编制，还在在当地培训机构报了学习班。“那个时候工作不好找，老师的岗位可能一个岗位就几十人甚至上百人考试”，她告诉记者。
2020年10月，付紫荆终于在一所公立小学里找到了教英文的工作，但是，由于无法接受工作中随时随地的政治思想教育，2022年9月，她选择放弃教师这个同龄人眼中的“香饽饽”，利用劳务派遣的方式和男友一起去新加坡打工。他们在网上看了一些中国人的“走线”视频后，选择“走线”来到美国。今年2月，两人到达了美国，现在她在洛杉矶一家餐厅做前台。
高失业率与低生育率
陈倩倩（化名）在美国读完了研究生，新冠疫情期间选择离开美国，回到上海，在一家国有银行的投资部门工作。
2023年，在中国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她所在部门管理的投资基金亏损不少，投资回报率不尽如人意。虽然还没有正式被裁员，但她已经从部门主管那里收到自己可能工作不保的风声。
她告诉美国之音，在此之前，已经有几位今年的应届毕业生原本收到的工作合同被收回。她最近在联系猎头，但金融业和科技业被裁员的人数不少，很难找到满足自己薪资预期的工作。相反，她留在美国的同学都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每年也都有可观的分红和加薪。她开始有了回到美国工作的打算，也明确告诉家人因为工作动荡，不准备在近期生孩子。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经济主任斯泰尔说，青年失业问题和中国经济现存的许多问题都息息相关。他说：“除非中国开始解决青年失业问题，否则中国的人口挑战将会变得更加严峻，因为新一代年轻大学毕业生将无法结婚并组建家庭，因为他们负担不起。如果人口问题继续恶化，经济形势就会继续恶化。所以这是一个永续循环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讲师徐舫坚定地认为如果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中国的生育率会持续下降，性别平等也会恶化。她认为：“长期的青年失业将迫使更多受过大学教育的青年返回家乡，……短期来看，他们的回归会不断耗尽家庭的经济来源。”
她说，这些青年很可能没有资金支付彩礼或者购买婚房，不得不接受没钱结婚生子的现状。她还表示，在工作机会有限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工作偏向于男性申请人的趋势，特别是“国家最高领导层还呼吁妇女回家生孩子的宣传”。今年10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妇女在中国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下降问题上发挥发挥着关键作用，必须“营造家庭文明新风尚”。
根据2022年发布的《35岁以下生育意愿调查报告》，20413位受访者中，66.0%的人生育意愿低。而“担心孩子成长环境（升学压力、就业压力、生存压力等）”和“没钱”则是降低生育意愿的两大因素。
高失业率与可能的社会动荡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斯泰尔告诉美国之音，对于过去几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让渡了发声等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但是获得了经济上的高速发展。但是对于这一代的年轻人来说，“几代人以来的第一次，他们发展的机会干涸了，这代中国年轻人的生活水平将低于他们的父辈所能达到的水平”。
他担心这将对中国政府看重的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你会看到越来越心怀不满与怨恨的一代人。他们不再愿意容忍独裁，因为独裁不再提供他们想要的成果。因此，这可能会在中国内部产生相当大的政治动荡，并肯定会损害社会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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