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一名医疗伦理学者举报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等人疑似使用死囚器官做研究，致其论文被撤并被终身禁稿。中国官方罕见地表示支持，但试图用“学术造假”掩盖被禁稿真相。
医学研究权威杂志《肝脏国际》(Liver International)2016年10月刊登了中国知名器官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郑树森等人的一篇论文。研究分析了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间，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进行的564例肝移植手术。郑树森是这家医院的院长。
这篇论文让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学者温迪·罗杰斯心生疑窦：“他们说这些（器官）都来自自愿捐献者，而不是死刑犯，而且这些人都是心脏死亡捐献者。”
罗杰斯从悉尼通过电话对美国之音说，医学上对死亡有两个界定——心脏死亡和脑死亡。肝脏移植中，来自心脏死亡捐献者的比例很低，因为当死者的心脏停止泵血后，器官很快会受到损害，2/3心脏死亡捐献者的器官无法用于器官移植。
从事临床医疗伦理学研究十余年的罗杰斯知道，如果这些肝脏果真如郑树森团队所说全部来自心脏死亡捐献者，他们需要一个庞大的捐献者群体。
罗杰斯说：“在西方国家，得到564例肝移植手术所需的肝脏，你需要1800多名捐献者。我知道，那段时间全中国只有2000多名捐献者。在我看来，这一家医院不太可能接触到全中国绝大多数的捐献者，因此我对杂志编辑说，我很怀疑这些器官来自死刑犯。”
罗杰斯和另外两名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以色列的学者致信《肝脏国际》的编辑，质疑郑树森团队有关“自愿捐献者”的说法。
他们在信中说：“在中国，2010年以前，几乎没有自愿捐献的器官移植。在这项研究进行期间，所有移植手术所需的器官中，90%以上来自被执行死刑的犯人。”
三位学者要求《肝脏国际》撤回这篇论文，因为它“使用了几乎肯定是来自死刑犯的器官，违反了国际器官捐献伦理标准。”
《肝脏国际》随即要求郑树森团队对这些质疑做出回应。 杂志主编说，郑树森和另一名作者通过电子邮件向他保证，所有器官来自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者，没有一例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当杂志要求他们提供进一步证据时，对方没有在规定的2月3日期限内做出回应。《肝脏国际》因此决定撤回文章，并对这些作者实行“终身禁令”。
这场风波过后不久，中国前卫生部长、主导中国器官移植改革的黄洁夫罕见地站出来支持《肝脏国际》的决定。不过，他把郑树森团队的错误归咎为数据造假，对于研究可能涉及死刑犯的问题只字未提。
黄洁夫对澎湃新闻说：“2011年-2014年我们公民捐献的肝脏器官是1910例，浙一医院是166，文章中说进行了564例，那肯定是不对的。”
这篇报道还说，黄洁夫称，已经和郑树森院士通了电话，肯定了浙江医大一院在国家移植事业上的贡献，但他不能为论文造假。郑院士表示，“数据是下级医生统计，他并不知情，他将严格处理此事。”
不过和郑树森的那篇论文一样，这篇报道如今也从澎湃新闻的网站上被下线。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因为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受到批评。
中国肝胆外科医生黄小满曾撰文披露，“2007年以前，每个医院的肝移植医生一般都与某地的政法系统有联系，有马上执行死刑的犯人就互相通气。执行死刑时，有一辆全副武装的手术车等在旁边，死刑后第一时间把尸体拉上车，医生把肝取下来（可能还会有其他医生取肾脏、角膜等），放到器官保存液里，装进冰桶，迅速赶到机场。”
2014年底，中国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以来，中国全面停止死囚器官使用，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合法器官来源，但是一些人认为，情况并有因此得到改观。
澳大利学者罗杰斯对于中国仍在系统性使用死囚器官感到格外忧心：“去年发表的研究显示，中国仍然进行了很多例移植手术，这些无法用自愿捐献项目来解释。我认为，他们仍然在从囚犯身上摘取器官，这包括死刑犯和良心犯。”
中国官员黄洁夫上星期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前暗示，使用死囚器官的事情仍可能存在。黄洁夫说，中国对于使用死囚器官进行器官移植采取“零容忍”政策，但是他说：“中国是一个有13亿人口的大国，我确信会有一些违法的情况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