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中国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成立了一个新的“天津国际传播中心”。官方的《天津日报》报道说，该中心“将派出十余路拍摄团队深入多个国家和地区，用镜头和笔墨挖掘展现天津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和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上的硬核担当。”
无独有偶，5月31日，浙江成立了“浙江国际传播中心”。《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该中心肩负着“对外讲好新时代的浙江故事，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让世界真正读懂中国。”
自2023年以来，中国的“大外宣”活动（在海外推广中国的声音和形象的一系列宣传活动和战略）有迅速从中央走向地方之势。2023年7月3日，深圳成立“深圳广电国际传播中心”。同年7月12日，江苏成立“我苏国际传播中心”。10月23日，上海成立“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其宗旨是“全力打造上海城市形象国际传播的第一视频窗口”。2024年1月16日，河北省成立“长城国际传播中心”……截至目前，中国已经成立了23个省级的国际传播中心，致力于用英语和区域内语言针对邻国和外国受众进行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
英国诺丁汉大学(University of Nottingham)副教授苏利文(Jonathan Sullivan)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各个领域都会集结所有的资源，包括资金、人力和设备，进行“战斗”，所以，中国在省级地方层面扩大“大外宣”动作并不奇怪。
“话语权之争需要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国内，互联网上全然是党和国家的媒体。争夺对外话语权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央负责的，但将地方力量纳入其中也是明智之举”。
英国知名公共外交学者任格雷(Gary Rawnsley)认同从战略上来说，这是明智的举措。他告诉美国之音，这表明中国“大外宣”开始认识到，他们不能清一色的对所有外国人进行相同的宣传，而是需要“有的放矢”。任格雷目前任英国林肯大学(University of Lincoln)社会与政治科学院院长及公共外交学教授。
“我想说，战略上这是一个明智的举措，因为它表明中国正在理解为特定受众量身定制信息的必要性。事实上，我看到这些中心的传播内容非常注重邻国人民的需求和利益。”他说。
“有的放矢”，着力加强国际传播？
“量身定制”、“有的放矢”正是中国打造这么多地方国际传播中心的目的。中国官方的求是网2023年11月一篇名为《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体系建构》的文章指出，这些国际传播中心“结合各地特色有的放矢，发展迅速”，将成为中国国际传播的“一支生力军”。
江苏的“我苏国际传播中心”以7种语言在推特（Twtiter）, 脸书( Facebook), Instagram,油管(YouTube)等中国遭到屏蔽的海外主流社交平台开设频道。该中心说，目的是让“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海外人士了解江苏。
湖北传播中心主任对《综艺报》表示，该中心除了进驻所有主要海外社媒，在传播方式上制定了“一地一策”，也就是根据受众调整传播内容。
“比如，面向巴西、阿根廷地区重点推送足球等方面内容，面向东南亚、意大利地区主要以美食和情感类节目为主，”该中心主任曹曦晴说。
云南省在2022年5月31日在中宣部的批复同意后成立了“南亚东南亚区域国际传播中心”，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的说法，这是“全国唯一面向南亚东南亚开展区域国际传播的媒体机构”。
云南的国际传播中心以缅甸语、泰语、柬埔寨语和老挝语发表期刊，建立包括缅甸语、老挝语、泰语、柬埔寨语、英文、越语和中文的7个语种的网站，并以区域内语言开设社交媒体平台。
在内容上，这些中心的内容趋向于“软实力”范畴，也就是强调中国的文化底蕴，人与人的交流，学习汉语等等方面。
英国知名公共外交学者任格雷告诉美国之音，像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等中央层面的传播系统现在似乎越来越倾向于制作涉及政治新闻的话题，而将不敏感、不会产生冲突的话题留给这些地方的国际传播中心，让他们更多地聚焦在文化、旅游、历史等方面。
美国之音记者查阅了河南国际传播中心最新的几则推文，分别是郑州夜景，外国人“学中医唱豫剧”，少林功夫展示等。内容基本集中在河南省的文化旅游方面，并穿插一些“一带一路”的成果展示。
与此同时，这些传播中心也会举办活动，比如湖北国际传播中心在2023年5月就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湖北专题宣传，邀请在华的外国人参加。
“我们得清楚一点，那就是这些省内的国际传播中心并没有自主权。他们的报道将跟随北京为他们制定的规则，”任格雷补充道。
中国“大外宣”一直收效不大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资深研究员约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 告诉美国之音说，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只是中国“大外宣”诸多尝试中的其中一个。“也就是一个不行的话，中国还有很多其他选择”，他通过邮件告诉美国之音。
自2009年开启被称为“大外宣”的全球宣传计划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多种方式试图提升自身在国际舆论场上的“话语权”。
习近平上台后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口号，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存在偏见，所以中国自己要发声，讲“正确的”中国故事。
于是，新华社进驻纽约时代广场附近的写字楼，并在广场上的大屏幕播放宣传广告；中国中央电视台外语频道（2016年被重新包装为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在华盛顿建立北美分台，从多家知名西方新闻机构挖角；分发《中国日报》的报箱纷纷出现在美国各大城市街头，报纸还一度进入了国会山议员们的办公室。
司法部的信息显示，《中国日报》在美运营费用增长了十倍，从2009年的133万美元，上升到2019年的1200多万美元。CGTN北美分台2018年12月至2020年2月间收到央视拨款约6800万美元，运营开支近5800万美元。
这些省级国际传播中心快速成立也花费了大笔外宣资金。由于许多中心刚刚成立，目前记者还没有找到有关这些中心的统计花费。
不过，记者注意到这些传播中心在社交媒体的表现并不出众。2022年11月进驻推特的河南国际传播中心，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只积攒了1万9千个粉丝，而同年4月进驻推特的济南国际传播中心也仅有5万5千个粉丝。
“中国注入了很多的投资，很多的资源去搞公共外交，也就是增强其‘软实力’，然而并这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的看法，”任格雷说，“中国的问题显然不只是他们怎么呈现自己的信息。”
华盛顿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今年5月发布的报告显示，81%的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包括43%的美国人对中国持非常负面评价。这是连续五年来，约八成美国人表示对中国持负面评价。
皮尤在2022年对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19个欧美和亚洲国家的民众进行民调，显示68%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印象，这些涉及中国的人权政策、军事扩张，对别国内政干预，其中人权政策问题引起的关注最大。
近年来中国在新疆和西藏实行了更为严苛的压迫制度，与此同时，在中国的介入后，香港的公民社会持续缩小，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遭到侵蚀。
中国否认这些指控，称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并在对外宣传中展现了一个拥有美好文化而对缺点只字不提的形象。
英国知名公共外交学者任格雷认为，公共外交的目的是让受众了解你的文化，你的土地上在发生什么，并愿意接受外界的批评，才能成长为一个让人认为能够信任的国家。
“中国进驻越来越多的平台，但没有改变其国际行为传递的信息。它不会改变人们所知道的中国境内正在发生的事情。”他说。
任格雷认为，中国领导人认为扩大宣传，说多了大家自然会相信中国版本的中国故事。“事实并非如此。归根结底，政策和行为决定了一个国际的可信度。行动胜于言语，”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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