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中国倒退回“网格化管理”来监控民众的生活。但是，中国国内的媒体，特别实施了这种管理方式的城市媒体，普遍强调其惠民和社会管理效率提高的一面。美国的一位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网格化管理”的初衷是更有效地解决政府应对民生问题的能力，但是如果缺乏权力制衡，这种社会管理方式有变味的风险。
《金融时报》4月3日刊登一篇署名为露西·霍恩比（Lucy Hornby）的文章说，中国正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一种被称为“网格化管理”的社会管理体系，以恢复随着社会开放而在社区中逐渐减弱的国家存在。
文章说，在这种管理模式下，城镇通过在每个街区网络单元设立警亭和群众网络来减少邻里纠纷、犯罪、加强市容卫生，以及监视任何被认为是滋事者（troublemaker）的人。文章举拉萨和广州的例子来说明“网格化管理”在中国的大范围实施，并表示，这恰逢中国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对民间社会和异议人士加紧控制之时。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中国问题高级研究员何天睦(Timothy Heath)认为，这种管理体系不止是为了控制。
他说：“不只是这样。还涉及更好地应对（民众需求）和在管理上更有效率。这是习近平理政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确实是想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有效治理能力和应对民众各种需求的能力的。”
何天睦还指出，网络化管理早在习近平执政之前就已经提出和试点。他说，当时中国当局已经认识到，过去那种维持社会秩序的方法（例如城管）已经越来越不起作用了，反而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因此政府需要提升了解和应对民众诉求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学网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有关社区网格化管理的文章说，网格化管理于2004年由北京市东城区首先在城市管理中实践，之后在北京朝阳区、上海、深圳和成都等多个城市（区）试点。这篇文章说，社区网格化管理是以满足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具体任务，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打破以往行政部门各自为政、权责不明等种种弊端的一种新的社会管理体系。
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网格化管理是一项提高执法和处理民生问题效率的惠民举措，比如及时发现和处理车辆违章占道和窨井盖丢失等涉及公共设施、市容环境等问题。
兰德公司的何天睦说，网格化管理确实是助于政府利用信息技术更积极地应对各种民生问题，但是其中隐含的一个危险是，权力没有制衡的政府有可能会在实施过程中把社会控制置于更重要的位置。
他说：“对政府来说，存在这样的诱惑，就是利用信息技术盯住对某些事情不满的人，并让他们噤声。我认为，对于权力没有制衡的政府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诱惑。”
在网络化管理提出和试点的过去几年间，中国也不乏质疑之声。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张鸣2014年在微博中发文说，他在看到自己住的小区多了一块某某居委会的第六网格的牌子的时候，瞬间“感觉自己像是进了监狱”。他在文章中说，本来城市小区的居民通过业主委员会自治就可以了，也有利于城市治安，但是中国的城市管理者，对自发组织有着天然的不信任，对治下的人民有着一定要管牢的思维定势。
他写道：“在他们眼里，这个人民的国家，所有治下的居民，都是潜在的敌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干坏事了。必须得盯紧，盯牢，他们才会放心。自治肯定是不靠谱的，因为你们这些刁民，肯定会私下串通，甚至利用自治组织干更大的坏事。网格这个概念，虽然让被网进去的人感觉不舒服，但那些网子外面的‘看守’，感觉却很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