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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17 2024年11月22日 星期五

联友制中 拜登的战略能否成功?


拜登总统2月4日在国务院发表演说阐述其外交政策 (美联社)
拜登总统2月4日在国务院发表演说阐述其外交政策 (美联社)

拜登政府正计划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领导人举行四国峰会,在中国对印太地区影响力日益上升之际加强美国与其亚洲盟国之间的关系。这次峰会可能成为检视美国联合盟友战略的首个指标。

周一(2月8日),拜登总统上任后首次跟印度总理穆迪通了电话。白宫发布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同意继续就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并通过四方安全对话机制(Quad)促进更强大的地区架构进行合作。

之前,拜登总统已经跟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通话。菅义伟对拜登四国应密切合作的提议表示赞同。莫里森说,他跟拜登总统的谈话内容包括了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周一,日本媒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报道,四方峰会的议程将包括保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报道说,峰会将以视讯会议形式进行。目前四国正在为此作准备。

由于印度对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持相对谨慎态度,因此有报道称,这一拟议中的峰会能否很快举行主要看印度的态度。印度是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中唯一与中国有很长边境线但不在美国领导的安全联盟内运作的国家。

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于2019年在纽约首次举行外长会议,并于去年10月在东京举行了第二次外长会议。

四方峰会“小北约” 能否制约中国?

《南华早报》的报道称拟议中的四方峰会为“迈向‘小北约’(mini NATO)的第一步”。北约是美国领导的欧洲与北美国家为实现联合防卫合作而建立的国际军事组织。

但奥巴马总统的前特别助理、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系主任麦艾文(Evan Medeiros)说,作为一个集体安全机制,他不认为四方安全对话会发展成“小北约”。

“我猜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将花费大量时间间接地而非直接地讨论中国的经济胁迫问题,“ 麦艾文说。“鉴于澳大利亚仅仅因为提出对新冠病毒来源进行国际调查,就要面对(中国)无休止的攻击。”

麦艾文认为,该机制最有效的方面应该是在中国模式之外呈现亚洲利益和价值观的共识,“面对这些(中国)威胁所有国家都做好集体行动的准备,并开始建立这样的观念,即亚洲存在着中国需要留意的竞争利益和价值观。” 麦艾文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时说。

虽然麦艾文表示,他对四方机制的期望并不高,但他认为,“其上升潜力非常巨大。”

曾担任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及太平洋事务代理助理国务卿的董云裳(Susan Thornton)说,奥巴马政府曾花费很大精力试图让欧洲更加关注亚洲事务,而现在拜登政府需要努力的对象是印度。

“现在我们确实需要让印度抬起头来,仔细看看在亚洲和亚太地区发生的事情确实对她很重要,印度需要做出更多贡献。印度有点犹豫,但我认为这正是四方机制的任务,并可能会在本届政府领导下继续下去,” 董云裳说。

印度就此次拜登与穆迪通话发表的声明中没有提及四国安全对话机制,仅表示穆迪和拜登表达了保证要与想法相似国家进行合作以确保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和自由、开放、包容的印太地区。新德里与北京间的紧张关系因拉达克的“实际控制线”已经持续了8个多月。

拜登总统、布林肯国务卿及其团队已经明确地反复指出,本届政府面对中国挑战采取的战略是联合美国的盟国共同应对。专家认为,美国与亚洲地区的盟友联手应对中国挑战,其难度与有利条件并存。

董云裳认为,特朗普政府过去4年的对华政策让一些美国盟友担心,最终会把他们拉到与中国对抗的立场;而中国积累了一系列针对美国的阴谋和冤屈说辞,指美国刻意遏制中国发展,试图推翻其制度和政权。因此她认为,要使盟友加入美国的行列可能是一件需要时间和有相当难度的事情。

麦艾文也认为,美国与中国的竞争不同于美苏冷战,涉及经济、军事、外交的全方位挑战,其困难之处还在于这一挑战被两国的国内政治所驱动,因此 “并没有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

但麦艾文认为,中国对印度、南中国海某些申索国,最明显的是最近几个月跟澳大利亚、几年前跟韩国采取的那种胁迫做法,已经引起周边国家的恐惧,从而使美国有说服他们的余地。

应对中国挑战三大策略

“对拜登政府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如何执行的问题,” 麦艾文说。他认为,从正确认识过渡到切实执行,其中的关键是,“拜登政府需要重点关注三项策略:顺序优先、势头把握和风险管理。”

麦艾文认为,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对顺序掌握得非常好。“尽管他们知道与中国对话很重要,国务卿布林肯已经与杨洁篪通过话,但他们并不急于重新建立好处不明的战略对话的宏大架构。”

麦艾文说,所谓掌握势头,就是“我们需要及早取得几场胜利,以证明我们可以跟盟友合作,”他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能在解决缅甸(政变)问题上表现出与亚洲盟友和合作伙伴一定程度的共识,我认为那会是一个扩大联盟意愿的早期指标。”

麦艾文表示,风险管理的关键是区分“美国对华政策”和“美中关系”两者的不同。“中国政策的核心基本上就是权衡取舍。每项艰难的对华决策都涉及权衡取舍,要对我们愿意和不愿意支付哪些成本建立共识。”

麦艾文对拜登总统新授权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协调员办公室印象深刻,“这是我当时所在办公室规模的3倍。他们专注于内部辩论,以确定与中国政策相关的成本与风险。”

美国应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认为,拜登政府在建立盟友方面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是贸易问题。

“美国应重新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或加入《全面和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裴敏欣说。“中国已经签署了东南亚10国发起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签署了与欧洲的投资协议,你确实不能两手空空地与中国在贸易战线对抗,因为中国的策略确实在跟美国除外的世界其他国家加深经济接触,这确实需要美国在自由贸易做政治投资。这需要两党合作,但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它出现。”他补充。

裴敏欣认为,对中国挑战的性质必须有明确定位,“我不认为目前中国会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将来可能会。”

对于中国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裴敏欣指其动力主要有三:

第一,认为美国在衰落。“这是推动中国外交政策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调。“

第二,认为有机会。 “中国领导人认为,在某些领域他们可以采取行动而不会遭到严重反弹或严重后果,”裴敏欣说,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及军事化和 “一带一路”都是基于这样的判断进行的。

第三,实际是习近平本人。“他喜欢冒险。他个人做的一系列决定,我认为他的前任是做不出的。”

有鉴于此,裴敏欣认为,拜登政府应对中国挑战,百分之八十的任务在于整顿好美国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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