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曾经担任福特总统和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他被公认是美国国际战略方面的权威。1972年，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作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先遣队的成员，到达北京为尼克松访华作准备。然后，他又作为总统访华代表团的成员，陪伴尼克松总统进行了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最为人知的是他在1989年六四事件后代表老布什总统对中国所作的秘密访问。斯考克罗夫特将军是中美关系多年来发展的重要见证人。
*斯考克罗夫特首次造访中国印象深刻*
斯：1971年，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铺路。我到白宫工作之后不久，就在1972年的1月作为总统访华的先遣队成员前往中国。这是我第一次去中国。后来我又陪同尼克松总统去中国访问。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参与美中关系的进程。
我当时是尼克松总统的军事助理，主要负责后勤、飞机和通讯等方面的事情。我去中国也是负责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但是我个人的主要兴趣还是在外交政策方面。
因为我是军人，所以中国方面对我特别关注。当时我穿着军装一下飞机，几位中方人士就说他们很惊讶。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穿军装的美国人了。当然在朝鲜战场上那是不一样的情况。
中国对我来说非常奇妙，简直就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先遣队前往北京，住在民族饭店。我房间的窗户正对着一条胡同。我特别喜欢看胡同里人们的生活，那完全是一种不同的生活。
那时候的北京没有汽车，只有一些卡车和几百万辆自行车。它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村庄而不是城市。上海倒不是那么陌生，因为上海具有欧洲的风貌。当时在1972年，我们不知道如何同对方交谈。我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我们二十多年都没有交流过，也不知道该怎么作。我记得当我们跟中国方面说将会有600多名记者随同总统访问的时候，他们非常吃惊。但是后来一切都好，大部份记者们都爱上了中国。
我记得当时我和我的秘书在街上观光，进了一家商店。我的秘书是一位打扮时髦的姑娘。当我们在商店里逛的时候，没有人看着她。但是当我转回身看的时候，店里的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位穿着奇装异服的年轻妇女。那很有意思。
*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1972年到1989年，我去过中国2-3次。最近几年我每年都去中国。从外观上说，北京已经变成完全不同的城市，一个很摩登的城市。堵车非常严重，到处都是高楼大厦。人们的穿着也很漂亮。1972年的时候，每个人都穿着毛制服，唯一的区别就是或者是灰色的，或者是蓝黑色的。现在人们的穿衣色彩繁多。而且中国已经进入了世界舞台，而不是像1972年那样孤立。中国过去一向主张自力更生，现在所有的都改变了。普通中国民众已经从一辈子只有一辆自行车的立场进入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这一切都只是发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这真是非常了不起。
*斯考克罗夫特会见周恩来和毛泽东*
我见过周恩来和毛泽东。周恩来令人印象最深刻。他非常有教养，待人圆融，而且极其睿智。我是在陪同福特总统访华的时候见过毛泽东一次。他那个时候刚刚中风，而且要了解他并不容易，因为他说话十分含混不清。在毛泽东的身边有两个医生和两个翻译。他开口说些什么，那些医生和翻译要凑在一起弄清楚他说话的意思，然后再翻译给我听。那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时刻。但是我对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因为他病得厉害，也没有太多的表现。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时候，我们住在国宾馆里。尼克松总统有天上午要参观故宫。头天夜里下了场雪，3-4英寸厚，并不是很大。我那天早上很早要出去办什么事情。我回宾馆的时候，看见几千人在扫雪。到处都是人在拿着扫帚扫雪。15分钟之后，当我陪着尼克松总统的车队出门的时候，街道被扫得很乾净，而且一个人也看不见。那是我对中国人效率的印象。我觉得这并不是由一个高龄老人管理的伟大国家，而是一架了不起的机器在运转。
(当前美中关系的改变是因为)环境有了直接的转变。老布什总统当政的时候，正好是美中关系的特性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因为尼克松总统建立的美中关系是基于我们的一个共同的利益，那就是防止苏联在亚洲的霸权。这是把我们两国联结在一起的东西。这是一种比较狭隘的双边讨论和关系。但是这种关系能够让我们双方习惯于相互交谈、习惯于相互了解。这种关系发展得很好。冷战的结束和苏联的解体使得粘合美中关系的粘合剂融化了。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正当美中关系面临转变的时候，天安门事件发生了。这个事件威胁到了我们保持对话的能力。这就是老布什总统要解决的美中关系问题。他把美中关系放到了一个与过去20年来不同的广阔基础上，同时又要解决美中关系的危机。
*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事件*
我对美中关系的建树是什么？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老布什总统所担心的就是在天安门事件之后，我们认为我们需要对此作出反应。所以我们对中国实施了制裁，主要是针对中国军队，比如停止出售武器等等。但是同时，他又不想毁掉过去15年来所建立起来的美中对话。所以他努力想同中国人建立联系。事实上，他给邓小平打过电话，但是并不成功。所以他叫我去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想要保持某种对话联系。如果中方愿意接待，他将派人前往中国会谈。不到24小时，中国方面的回答来了：“可以。”所以总统就派我去了中国。
(为什么要保密) 我们刚刚对中国实施了制裁。美国上下对中国政府对学生的残酷镇压义愤填膺。如果让人知道美国派人前往中国，那会在国会里引起轩然大波。我在北京见到了邓小平和其他的高级领导人。基本上，邓小平对我说，中国发生的事情跟美国没有关系。中国想要两国友好。中国的事情是中国的内政，不是美国的事情。我当时回答说，这话没错，但是你们在中国国内作的事情所产生的效果影响到了世界，影响到了世界大国的行为。这就是我们的事情，同我们有关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来到北京探讨双方合作的原因。
这次我的北京之行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但是我们向中国伸出手去，美中两国又能把手握在一起。我认为这是很有价值的事情，同时也是很有技巧的事情，因为它并没有让美中关系出现问题。如果这次北京之行曝光，那就会是一个巨大的失败。我们告诉中国人，同时中国人也告诉我们：美中关系是有价值的关系，我们必须要克服困难保持这种关系。
邓小平当时跟我说，我之所以见你是因为你是一个朋友。我现在已经不管这些事情了，你要同李鹏去谈。我和邓小平举行了几次很好的长时间会谈，然后我继续同李鹏谈。
我非常喜欢邓小平。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在许多方面他很不像是个中国人。当你同中国人会面的时候，标准的礼仪是你们的椅子并排而坐，彼此并不是面对面。但是当邓小平说话的时候，他会直接面对你，非常有活力。我认为他是一个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人。而李鹏就不一样了。他非常中国化。我喜欢他。我们在许多事情上谈不拢。但是作为个人来说，我们相处得相当不错。
我认为那次的北京之行并不是个转折点，但是一次成功的访问。因为它保持了我们的对话。我们能够重拾彼此的对话，然后继续发展两国关系。如果六四事件打断了这种对话，那起码要用一年多的时间来恢复对话，而且对双方来说都会很尴尬。
*美国内对中国学生居留法案起争议*
从那次我们给对方吃了点儿定心丸之后，美国总统在国内则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当时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有几千人，国会想要立法让这些学生永久在美国居留。国会通过了法案，但是被总统否决了。总统否决的时候，我统计了参议院的情况。当时需要有34位参议员来保持住总统的否决，但是支持我们的参议员只有5个。我们所有的人都出马去作国会的工作，总统的否决有效。总统一共两次否决了国会通过的中国学生居留法案。中国人看到了一个决心维护美中关系的总统。
最后，这个问题不是由国会立法来解决的。用国会立法会使我们直接站在中国人的对立面。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双方保持克制，没有把六四危机变成美中两国之间的对抗。当时确实是非常复杂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