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马文件引发的震荡在冰岛，英国，俄罗斯，阿根廷等五十多个国家持续发酵，只有中国媒体和网路是一片诡异的沉默。分析人士认为，这次史无前例的全球新闻机构合作事件，开启了媒体大揭秘时代，使得黑客，活动人士和隐秘的消息来源成为新闻机构的合作伙伴，共同曝光政府，名人与企业的“肮脏秘密”；而封闭的政治体制与媒体环境，使得中国这样的国家更容易成为揭秘对象。中国社会的哪些特色，使其更容易成为媒体的揭秘对象？面对全球媒体揭秘时代，中国的控制手段能否奏效？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先生；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表示，巴拿马文件的泄密过程最大的特点是定点连续泄密，前后长达1年，从同一信息来源提供了巨量数据。据此判断，信息提供者很可能是骇客。普通商业机构的数据库安全措施往往是有限的，一旦遇到有针对目的的骇客用特定程序反复攻击，很可能被攻破。获取巴拿马文件的骇客可以被看成是良知骇客，他不用获取的信息谋求个人好处，而是以此曝光离岸金融中心涉及的大量洗钱、逃税业务，希望把这个地下世界变得干净一些。传统的平面和电视媒体正在衰落，在互联网时代，任何让读者感兴趣的信息可以通过社交媒体作无限度传播，巴拿马文件的扩散充分借助了互联网平台。
程晓农说，巴拿马文件的全球效应大于中国效应，但它的影响力与美国国防部越战文件泄漏以及水门事件不同，巴拿马文件不涉及一个国家的重要军事或政治事件，只对涉及到的个人有影响，所以不会对民主国家的政府形象产生重大冲击。巴拿马文件唯一冲击的是中国的政府形象。中南海的新华门竖着“为人民服务”的影壁，但共产党高官的行为证明，他们加入中共，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造福全家”，巴拿马文件动摇着政权的合法性，当局难以自辩。谷歌的全球卫星服务提供了不翻墙就突破网络封锁的机会，中国政府肯定会采取反制措施，很可能是管不了卫星管微信，以便限制信息的传播。
高文谦表示，巴拿马文件的意义在于：第五种权力的崛起，与国际媒体联手，进入全球揭秘时代。这是全球化网络2.0时代的产物，正应了中国的两句老话：没有不透风的墙；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信息流动、共享和透明是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的必然要求。这对政府权力构成挑战，尤其对信息封锁的专制国家影响更大。巴拿马文件暴露了习近平选择性反腐的真相，反腐不过是作秀，动摇了民众对习中央的信心。监督政府是新闻媒体的天职，欧美国家的媒体在这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仍有不足，比如媒体的渠道、专业自律，与政商两界千丝万缕的关系等，都可能影响媒体监督政府的力度。而第五种权力的崛起，成为媒体的信息来源和推力。第五种权力兴起的原因在于：民众有知情的需求，媒体监督政府的职责，再加上全球化网络2.0时代的高科技手段，是三者互动的结果，有需求就会形成市场，有市场就会推动科技发展。
杨建利表示，人们生活的数字化和数字解密的技术，使得每个人的秘密都会在被顷刻曝光的威胁之下，这是人类遇到的新问题，人类尚未找到被普遍接受并可以实施的规范。面对着这个新的环境，名人、富人、权贵的担忧远远超过一般百姓，因为人们对一般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兴趣，而名人、富人和权贵需要藏匿的东西相对百姓多有太多了，而他们的行为常常具有社会后果，因此他们将首当其冲成为被解密的目标。所以在这解密的时代，政府腐败、跨国经济犯罪将会更加困难。
陈破空认为，当专制国家的媒体为当权者所操控，无法监督政府，外国媒体却能发挥他们的补充功能，尽管隔着距离，但借助于网络，可以参与揭秘与曝光的国际运作，起到远距离的监督作用。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极权政府总是拖住自己国家的后腿，自外于文明世界，继续闭关锁国、自成一体，这种仿如自外于地球的企图，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对这些政权而言，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洗心革面，顺应世界潮流，否则，迟早被文明大潮所淹没、被觉醒的人民所推翻。
陈破空说，在严密封锁信息的专制国家，独裁者凭借垄断权力、剥夺人民的知情权而大肆贪腐。但随着网络普及、大揭密时代来临，他们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从斯诺登泄密到巴拿马文件，这个世界发现，在一个网络时代，任何秘密都可能暴露于阳光之下。而谷歌发射卫星、打造全球网络覆盖，以及美国把“防火长城”当成贸易壁垒等发展趋势，都随时可能带给专制政权致命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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