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言论和新闻自由空间近年被批遭到严重摧残的同时，大学的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也不断受到侵蚀和挤压。近期，有50多年历史的被誉为全球“中国研究的麦加”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传出遭校方决定关闭，功能拆解分散到大学其他部门。校方周三证实该消息，称是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重组”。而几年来一直对该中心抱有雄心的外籍主任则辞职以示不满。
校方早就做出决定
美国之音记者早在12月10日便从中大校方消息人士处获悉，该校高层11月便决定关闭几十年来享有全球学术界中国研究圣地盛誉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12月中又宣布成立中心“重组”过渡委员会(transition committee)。
不久，该消息人士还透露，该中心共同主任之一的李磊（Pierre F. Landry）也提出辞职，1月1日生效。不过，该消息人士希望记者暂时不要对外披露，因为一些与该中心渊源深厚的校内人士及华裔和国际学者准备与校方沟通交涉，并商谈一份联署信，设法挽救，争取让中心获得生机。
随后，记者获悉，曾在中心最初成立及后来并入中大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长期担任过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的90岁高龄的傅高义（Ezra Vogel）在12月16日入院做手术前曾告诉多人他会就中国研究服务中心被关闭的问题向中大校方写信，但20日却因手术并发症不幸突然去世，留下历史遗憾。
记者12月21日向中大校长段崇智、常务副校长陈金梁和主管的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唐小兵发电邮，求证有关校方关闭中心的决定。后收到中大传讯及公共关系处一位女士的回信，称因需时了解情况，会尽量在几天回复。
记者再向中大段校长等3人发电邮，询问如果已做出相关决定，是否如传言所讲校方是受到中联办的压力，并询问具体原因。
周三晚间，记者再次收到中大传讯及公共关系处回复，称有关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重组”是旨在提升现有服务，“将其收藏的资料更广泛地提供予本地和国际学者使用”。校方否认受到外部压力影响而“重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称“绝无其事”，有关传闻“全属虚构”。
校方还证实，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目前的多重功能，将分拆到中大图书馆和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进行服务整合。
而就在同一天，该中心另一位主任、中大社会科学院院长赵志裕向中心全体人员发电邮，正式告知中心拆解“重组”以及李磊辞职。
孔杰荣:中大“独立”“自主”不再
纽约大学法学院资深教授孔杰荣（Jerome Cohen）1963年经过与刚刚过世的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的共同努力，成立了香港 “大学服务中心”，并任中心的首位主任，开始中心长达多个世纪的特殊历史作用。
90岁高龄的孔杰荣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港版国安法”在香港实施的大环境下，对于一个在11月19日向警方报警抓捕校内呼喊所谓“港独”口号的游行学生和人士的中大来说，校方关闭一直发挥特殊历史及现实作用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是件悲哀的事，但是并不奇怪。
他说：“很令人悲伤，显然是为了控制对（中心）的管理。这是一所近期向警方报警的大学，因为少数学生在校园呼喊争取自由的口号，令他们的学生被以国安法指控。很显然，现在的大学管理层已经不再是独立和自主的了。”
分析：“大江入海”江水消失？
有分析忧虑，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几十年来积累的珍贵原始馆藏一直开放给社会各类人士自由参阅，在交由中大图书馆管理后，图书馆有独立管理方式，入场人士或受限制，部分对于北京属于敏感政治题材的珍贵资料是否会被筛滤。
多年来，该中心与文革专家宋永毅等数名在美学者历时10多年，合作编撰出版了《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资料库，1949–1976》，分别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数据库，1966–1976》，含8282 篇原始文献；《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含10944篇原始文献，《中国大跃进–大饥荒数据库，1958–1962》，含6549篇原始文献，以及《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迄今含9947篇原始文献。这些都是中共目前禁忌的话题和文献。
尽管校方称“重组”是为了提升服务，并称将中心馆藏并入中大图书馆系统犹 如“大江入海”，但分析人士讽刺到，这也有如大江入海后就找不到原来的江水了。
孔杰荣说：“现在显然是（校方）接管，他们希望能够控制谁能去阅读这些资料，控制未来能够举行何种讲座项目，我相信不会再有有争议敏感的了。而且再也没有一个像中心那样的地方，国际学者可以交流，举行讲座、交流活动等等。
孔杰荣批隐秘行事
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为国际中国当代研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批评大学高层一直在隐秘的情况下处理关闭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机构的事情。
他说：“为什么在极为隐秘的情况下处理，就像他们为他们的所为感到羞耻，为关闭这样一种重要的学术机构感到难堪。这件事我们只是逐步了解到的，好像是敏感机密。甚至中大一些重要教授都不知情，直到我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极为难堪的事情。”
中大校方卸政治包袱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前身“大学服务中心”在成立之初便一直被中国当局认定是CIA中央情报局的站点，并向港英当局施压。港英官员经调查了解，认定是纯学术机构，并无骚扰。多年来，中心逐步发展成中国研究的学术圣地。
原中大社会学系副教授、被称为“占中三子”之一的陈健民，2012年4月就任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主任。占中三子2013年3月正式提出在2014年10月1日用和平占领中环的抗争方式争取港人获得北京承诺的特首真普选。为避免给中心带来嫌疑，陈健民2013年8月辞去中心主任职务。而实际的占中运动则是2014年9月底才提前启动，且持续了长达近3个月。尽管陈健民参与占中是与教职无关的个人 社会行为，但该中心还是屡遭亲中派诬告。
有中大人士分析表示，几十年来形成的中心体系不复存在，为校方解除了一个政治忧患，尤其是在“港版国安法”这把利剑悬在脖子上的情况下。尽管中大高层以“重组”名义拆解中心，并严词否认受到中联办或外部压力，但不管如何辩解，都排除不了要么中大高层受到压力，要么中大自设红线、自我阉割。
学术自由遭受重创
孔杰荣教授表示，中大的举动表明，中大的学术自主和学术自由遭受重创。
他说：“如果你在一个地方，他们（北京）摧毁了立法会，现在又要修改选举特首的方式。在国安法强推后，我想认为独立的学术机构能够继续存在也是不现实的。中大尤其经历去年反修例抗议的重创后，看来在政治控制下已经崩溃。这太糟糕了，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的教授和学生。学术自由将会减弱。”
中国当代史专家、对反右和文革颇具研究的丁抒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曾多次到中大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研究和参加学术会议。中心不仅有几十年积累的海外研究中国最丰富的原始资料，更为中外学者提供住所和办公室进行短期或长期研究，并每周举办重要的讲座和学术研讨会等等。中心的终结是个巨大的损失。
他说：“这当然不仅是对我们这些使用中心的学者是个损失，也是中国研究、当代中国研究学术界整个的损失。如果没有这个地方，其他地方还真没有。可以想见的，中共是不允许有这样的一个机构的存在。当然了，有可能是他们学校领导人自己的决定，也有可能是从中共方面的某种压力呀，这环境呀，使他们做出这个决定。”
中国研究的圣地
冷战时期的香港是外部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最近及最佳的窗口。美国一些主要的学者1960年代早期开始酝酿在香港成立一个供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的据点。
时任加州大学法学院学者的孔杰荣（Jerome Cohen）在与刚刚过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等人的努力下，1963年成立了香港 “大学服务中心”，并担心中心的首位主任。
中心专门为从海外到港来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服务，为探究“竹幕”背后的“共产中国”发挥了大本营的作用。冷战期间西方称前苏联为“铁幕”，中国为“竹幕”。
开始，他们主要是通过中心直接接触和采访从中国内地逃离到香港的难民，获取了大量了解中国的第一手资料，并出版了学术著作。
出版邓小平传记的傅高义从1992到2015年一直担任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他在2004年纪念中心成立40周年的文章中表示，六、七十年代众多西方汉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在中心研究学习到的东西，成为在大学课堂上讲授当代中国最核心的内容。
这些教授教出来的一代代学者、记者、政府官员、律师、商人，后来都是中国开放以后的中西交流的桥梁，而好些位曾在中心待过的研究者都成了出色政府官员，例如澳大利亚首任驻中国大使费思棻（Steve Fitzgerald），中美早期接触时基辛格的助手迪克·所罗门（索乐文，Dick Solomon），中美建交功臣之一的迈克·奥森伯格（Mike Oksenberg），香港前总督卫奕信爵士等等。
1988年中心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更名为 “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拥有当代中国国情研究最齐全的图书馆，被称为 “中国研究的麦加”。2015年1月，中心举办50周年研讨会，傅高义、马若德等多位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泰斗齐聚一堂，回忆他们与中心的交往故事。1988至2007年间主持中心工作的中国问题专家、作家熊景明也撰文讲述中心成长为海内外“中国研究的麦加”的轨迹。
经过多年的积累，该中心拥有了当代中国国情研究资料最为齐全的图书馆，其收藏主要包括50年代初至今的省级及全国性报纸、期刊，以及学术机构、政府出版的报刊的印刷版和电子版；完整的全国、省、市级综合及专业年鉴和统计资料；省市县乡镇级地方志，包括县一级的土地、粮食、财税、教育、水利等专门志；中英文中国研究专著八万多册。中心的图书资料按300多个研究专题及地区分类，目录可以在网上查看。
另外，中心对世界各地的学者开放，提供的无偿服务包括查阅资料、协助办理签证、安排住宿，为来访时间较长的学者提供研究室或专用书桌。中心通常每周举办研讨会，邀请优秀访问学者就自己的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最新和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进行报告和分享，并与听众进行讨论和交流。每年1月举办国际中国研究生研讨班，暑期则开办研究方法研习营。
